接下来，仲山甫语重心长的给宣王指出了很多条不能够料民（也就是普查人口，目的在于征兵征税）的理由，当然大部分都讲得是政治方面的原因，比如料民这个事情不是天子该管的，有司本来就有约定俗成的办法，不应该另外再专门料民；而且一旦料民，就等于告诉诸侯天子现在缺兵少粮，这不利于稳固诸侯对天子的忠心…………当然这些政治上的理由都没有问题，笔者在前面主帖中也有所提及。

　　但是仲山甫其实还说了一句“且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害于政而妨于后嗣”。
　　乍一看上去，仲山甫的这句话好像不过是儒家的那套老生常谈，也不见得是仲山甫的原话，估计是后来的文人给按上去的，不过是借天意来劝谏帝王的套话而已。
　　其实笔者原来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把这句话当作套话，而是从比较神话学的角度进行一些比对分析，就会吃惊的发现，原来认为普查人口不吉利的国家和民族很多很多，而且，这种忌讳很可能源自于某种更为原始的巫术性禁忌，而不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
　　英国著名学者，人类学和比较神话学的奠基人詹姆斯.乔治.弗雷泽在其巨著《旧约中的民间传说》一书中，列举了从亚洲、非洲、美洲一直到太平洋土著居民中所存在的种种关于“统计人口或牲畜”方面的禁忌。
　　现简单举几个例子：
　　《旧约.撒母耳记下》记载：

　　上主又向以色列人发烈怒，所以激动大卫来敌对他们。上主对大卫说，“你去调查一下以色列和犹大的人口。”大卫就命令军队的元帅约押说：“带着你的部属，走遍以色列各支族，从北边的但（地名）到南边的别是巴（地名）数点人民。我要知道人民的数目。”
　　可是约押回答：“陛下，愿上主——你的上帝使以色列的人民比现有的人数多一百倍，愿你亲眼看到上帝的作为。不过，陛下为什么要做这事呢？”可是王坚持要约押跟他的部属服从他的命令，他们就离开王，出去点以色列的人民………………。他们向王报告，以色列的带武器的壮丁总数八十万名；犹大壮丁总数五十万名。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大卫王提出普查人口的要求后，他的元帅约押对大卫的劝谏跟仲山甫劝说周宣王的话几乎如出一辙，当然，大卫王也跟周宣王一样，一意孤行，非要普查人口不可。
　　于是，《旧约》中继续记载，大卫在统计完人口之后非常后悔，并向上帝忏悔。当然，原本就是上帝让大卫产生普查人口的年头的，这里涉及以色列人的宗教观念 ，我就不评述了，只看结果。
　　上帝在听到大卫的忏悔之后，还是决定要降灾祸给以色列人，于是有七万名以色列人死亡。就在上帝派出的天使正准备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上帝才改变了心意，制止了他。
　　在《撒母耳记》的记载中，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料民”的恶果——七万人的死亡。
　　这实际上是反应了以色列先民的一种原始观念：人们不应该确切的知道人口的多少，否则厄运会降临。
　　这种类似的观念，其实在我们国家也有存在。比如听到猫头鹰叫就要用唾液将眉毛抹乱，不让猫头鹰数清眉毛，否则人可能会死去等等之类。
　　总之这是一种对数字统计的恐惧，而这种恐惧直接跟人类的生死相关。
　　另外，在弗雷泽的著作中也指出，苏格兰高地的人们认为，清点任何家庭的人或者牲畜都是不吉利的行为；在英格兰的林肯郡和其它很多地方，没有哪个农夫会在产羊羔的季节清点他的羊羔；在丹麦，人们说不能数孵蛋母鸡下的蛋，否则这只鸡妈妈会踩碎这些蛋并毁了小鸡；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认为身上的瘊子不能数，越数越多……。另外，在其它各大洲，也都存在类似的禁忌，总之是不能轻易的去清查人数、牲口数之类的数量

　　当然，弗雷泽所处的时代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今天，我们相信大部分国家都会有统计局之类的机构，但是弗雷泽所记录的他那个时代的民俗，仍旧反应了在民间社会所普遍存在的对于统计方面的恐惧和禁忌。
　　注：关于弗雷泽提供的事例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其著作《旧约》中的民间传说的第五章《人口普查之罪》 中文有节译本 我参考的是陕西师大出版的版本，由叶舒宪、户晓辉合译。

　　从上面的例子中可见，对于人口普查或者说是对于统计的恐惧和忌讳，绝非仅仅是中国古代有，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这一情况。
　　而这种忌讳的内容，很明显都指向了巫术与禁忌的传统。
　　在上述这些例子中，无一例外的说明，在先民的眼中，对人口或者牲畜的统计，是会遭到上天或者魔鬼报复的做法，统计会使人类遭殃，是一个普遍的认识。
　　如果在回到仲山甫劝谏宣王不要料民这件事情来，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事情之间的普遍联系和相似性。

　　因此，在不否认料民太原的现实政治影响的情况下，仲山甫的那句“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很可能是指出了其中包含的原始巫术与禁忌的含义。
　　作为老诚谋国的仲山甫而言，他虽然不见得在意这里面的真实巫术含义，但是他提到了这个见解，其实就略等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老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之类的劝诫，其中所包含的意思无疑是源自于很久远的历史经验，而这种经验一直可以与那些遥远而模糊的历史记忆连接在一起，造成它的正是一个民族的整体记忆——对一种悠久的巫术传统的记忆。
　　日期：2016-08-13 21:39:34
　　正文第七：
　　之所以先列举上面两个例子，只是为了先给大家一个比较具体形象的例子。其实，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很多记载都是来自于对遥远时代原始意识形态的模糊记忆，但是随着人类进入文明史阶段，原始意识和巫术逐渐退居不太重要的地位（但是请注意，这种意识从来没有完全消退，即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祖先的意识仍旧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思维），而随着世俗政治影响的加强（特别是在中原地区，人本主义很早就开始取得对宗巫术和宗教的优势），原本以巫术为主业的史官开始世俗化，至于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文士”开始取代“武士”成为士人的主体，文人们开始掌握笔杆子，从此，基于现实政治和人心向背基础的历史观开始取代以巫术和天命为基础的历史观。虽然后世仍旧盛行过五德终始和谶纬之说，但是华夏历史观的主流仍旧被定调为人文主义的，而非超自然的历史观。

　　在这种情况下，传世文献中很多关于久远过去的记载就无法被后来的文人所理解。因为目前所见关于上古时代的最早文献99%均出自于春秋战国（特别是战国）文人之手。已经世俗化和人文化的春秋战国人，早已无法真正理解由巫术统治的商代乃至更早的时代。于是，远古的风俗和制度要么变成了故事般的美丽传说，要么成为了被后人加工改造之后的充满现实色彩的政治说教，古人充满想象和活力的思维被遗忘，仅有留存于民间的零星记忆在通过民间的风俗、仪式和传说久久流传。这，其实才是“礼失，求诸于野”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