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是中国，西方国家的教士们对《圣经》的争论也是差不多的过程，大家引经据典，都是喷口水，没有实证。最后吵得实在不可开交了，于是由罗马皇帝来裁决到底该听谁的，这也就是著名的“尼西亚圣公会议”，产生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其最重要的信条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理论的确立，凡是不和这一条规矩的即为“异端。”
　　可以说，在近代实证主义产生之前，“皓首穷经”的研究那几本“古书”实在就是知识分子们唯一可以用来研究历史的方法了。
　　在中国，这种研究方法被划分为三元结构，也就是“考据、义理、辞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考据。特别是宋代以来，考据成为每个国学大师的拿手好戏。直到近代，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等学者也都是个中能手。
　　但是这种研究方法看似“姹紫嫣红开遍”，其实归结起来，不外乎对着古书和传世文献翻来覆去的看，看了以后琢磨，琢磨烦了再看，看烦了再琢磨……。在这个封闭的自我循环中，中国知识分子就这样走过了两千多年。两千多年来，学者们唯一在做的事情，不过是将文献上的文字颠来倒去的折腾而已，而且越到后来，对于文献（特别是儒家经典）的迷信就越严重，明代以后以八股取士，对经典的死记硬背更是登峰造极，不容许半点背离。

　　其实这种做法，早在先秦时代就受到了很多抨击，最著名的就是孟子的那句“尽信书，不如无书！”。
　　当然，孟子这句话特指的是《尚书》，不是泛指所有文献。但是无论如何，孟子这么讲的核心意思，其实就是说对古书不能盲从，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可惜，后来的儒家学者越来越不争气，终至“万马齐喑究可哀”。
　　日期：2016-08-21 19:13:31
　　正文第十八补续一：

　　实际上，这种训诂式的研究方式之所以无法避免的走上僵硬板刻的道路，除了其中涉及到的政治原因以外，其实这类研究方法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缺陷。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传统的国学研究方法仅仅眼盯着文献本身 ，迷信和崇拜文字书写的文本，以至于到了后来凡是跟传世典籍记载稍有不同的文献也被视为异端邪说加以打压。
　　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传世文献，基本上是用文字写成以文字为主要载体的。而文字，作为所谓的“文明三大核心属性”之一，长期以来都被过分的神化了。似乎只有文字才代表高级文明，似乎只有文字记录下来的“经典”才是唯一准确的历史记录。殊不知，原本丰富的口传文化遗产，一旦落在笔端诉诸文字记录，那么就会被僵化和固定，甚至背离其原本的面目。
　　中国文字目前可追溯的直接起源，最早的仍然是甲骨文（虽然近年来考古发现了很多上古符文，但其与后世文字是否有直接的传承关系尚不清楚）。而甲骨文又是怎样一种文字呢？
　　近年来的研究越来越多的表明，甲骨文，是一种与日常生活毫不相关的“宗教文字”，或者说“巫术文字”。其在产生之时的作用仅限于祭祀和占卜。也就是说，甲骨文是给死人看的，不是给活人看的。
　　而产生或者说“制造”甲骨文的人，绝非我们传统说法中的什么“人民群众”，而是位居殷商统治地位的祭司集团。一言以蔽之，甲骨文绝不是产生自日常的生产生活，而完全是祭司集团写给祖宗神灵看的神秘符号，其文字的含义，其实只有祭司阶层才懂得（笔者猜测甚至连商朝的君主和贵族也不能真正理解甲骨文，因为从“伊尹放太甲于桐宫”的故事来看，商朝的军事贵族集团和祭司集团应该也是有着比较深刻的矛盾的），祭司集团凭借这一点独占了与祖宗神灵“交流”的特权，而殷商又是一个巫术氛围极其浓厚的时代，因此，由祭司们制造的甲骨文具有着完全意义上的神圣性和非世俗性。

　　请注意，甲骨文的这一特点在目前世界范围内已经得到正式承认的上古文字中是绝无仅有的。
　　首先我们假设目前学界对于甲骨文和苏美尔文字的破译大致方向正确，那么如果将甲骨文与苏美尔-阿卡德文字相比较时就会发现，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主要作用充满着世俗性，泥板上的文字从一开始就广泛涉及从历代王表到国家财政税收的方方面面，这些都是属于非神圣的世俗记录；还有克里特岛上的线形文字B，目前的解读也发现了关于经济收支方面的大量记录；甚至埃及的圣书体，也包含有涉及王朝更迭信息在内的世俗化信息。

　　唯有甲骨文，全部内容只涉及占卜和祭祀，而且后来也没有再发现过同时代的“世俗性”文字（类似古埃及文字中与僧侣体相对应的世俗体）。因此，仅从文字起源上来看，中国文字就有着独一无二的非世俗性起源，这种起源成为了中国特有的文字崇拜的基础。
　　对于文字和文字写成的文献的崇拜，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时至今日，中国家长不还是再要求小朋友“好好练字”么？中国人的观念始终认为“字”写得好不好，关系到一个人的品格——所谓字品如人品。其实这本来就是无稽之谈，反例很多：大奸臣蔡京和秦桧都是开宗立派的书法大家，书圣王羲之的“官品”也不怎样，能力更是出奇的差。但是将字品与人品相关联的观念，笔者认为倒是颇值得琢磨一二，很可能是源自于上古时代文字作为巫术手段的原因：因为文字是写给死人看的，象形文字笔画又复杂，很难辨认，所以必须尽量写得好看和合乎规范，否则担心死人看不懂。

　　不管怎么说吧， 对文字的迷信导致了对文字写成的文献文本的迷信，而这种迷信则是导致国学的研究范式长期无法突破文献考据藩篱的一个重要内因。
　　日期：2016-08-21 19:31:39

　　正文第十八补续二：
　　近代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处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国学，也被动的迎来了研究方法上的第一次突破。而随着科举的废除和满清统治的终结，汲汲于西方学问中国知识分子们也开始尝试着用“西学”来研究国学了。
　　“西学东渐”的第一炮，其实是由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打响的。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将千年来的学术偶像打翻在地，中国知识分子们开始以怀疑的眼光看待那些书中的“圣贤之言”。
　　上世纪20年代，王国维在清华开讲“古史新证”课程，第一次提出了“二重证据法”概念，好找大家用新发现的甲骨文这样的“地下的材料”去印证文献典籍这些“地上的材料”。几年后的1928年，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又提出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观念，这个明显带有实证主义和年鉴学派烙印的观念实际上就是好找学者们走出书斋，“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去发现传世文献之外的新史料。

　　至此之后几十年间，地上文献+地下文献的组合成为了中国国学研究的新范式，并广为推广，无论是胡适、顾颉刚还是郭沫若，他们都是这方面的实践者和执行者。但同时反对的声音还是存在的，比如章太炎为代表的较为守旧的研究者们还是坚持旧的文献训诂方法，当然他也因此而受到了“新派”学人的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