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让我们跟随一位人类学家，去近距离观察一个现存古老民族的葬礼，并尝试着去理解其中包含着的史前信仰：
　　人类学家瑞秋.多玛托夫详细描述了其在1966年所观察到的科吉部落女孩的葬礼情况：
　　“在为墓穴选定位置后，萨满巫师便作出了一系列的仪式性姿势，并宣布：‘这里是死人村；这里是死人的房屋；这里是子宫。我要打开这房子。这房子是关着的，我要打开它。’他这样宣布之后又说道‘房子打开了’。萨满指示出挖掘墓穴的地点。这个死去女孩被包裹在一层白布之中，那是她父亲为其缝制的尸衣，在整个过程中，她的母亲和祖母反复吟唱着一首缓慢而几乎是无字的歌。墓穴的底层铺着绿色的小石头、贝壳和腹足纲软体动物的壳。接着，萨满师徒抬起尸体，给人的印象是那尸体似乎很重；他试了9次才将其抬起。尸体的头部朝向东方，然后萨满宣布‘房子关上了’，也就是墓穴被填满了。在这之后围绕着墓穴举行其他仪式活动，最后，所有的人都离开。整个仪式要持续两个小时。”——引自米尔恰.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

　　日期：2016-09-11 15:52:34

　　正文第三十补续六：
　　瑞秋.多玛托夫所观察到的这一印第安葬礼中，萨满巫师的仪式性叫喊确凿无疑的向我们表明了坟墓作为子宫的象征确实存在于人类的历史中。
　　在科吉人看来，整个葬礼就是一个再生仪式的过程，坟墓就是大地母亲（或者说是生殖母亲神）的子宫，女孩被埋葬入坟墓，就等同于重新回到了子宫之中，等待下一次降生。而萨满仪式性的将尸体抬起9次，无疑是为了应和人类怀胎所需要的九个月时间，通过对怀孕过程的反向模拟，巫师将女孩还原为胎儿的状态——将死者还原为胎儿或是婴儿的状态并葬入墓穴中，这种风俗在世界各地均有所发现，人类学家还注意到，有些墓穴中尸体被捆扎成母体内胎儿的姿势，这无疑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和愿望。

　　日期：2016-09-11 16:03:06

　　正文第三十补续七：
　　除了上述考古学和人类学证据以外，语言学似乎也可以帮助我们来证实埋葬和再生之间的联系性。
　　如在英文中，子宫写作“womb”，而坟墓则写作“tomb”。熟悉西文造词法的朋友应该可以看出，这两个词汇应该有着某种同源的联系。
　　于是，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比较合理的结论，即在人类社会的史前信仰中，将尸体埋葬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让死者重返大地的“子宫”，从而获得新生。也许，这才是土葬成为世界主流丧葬习俗的根本原因。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得出推论：土地是大母神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人为大地所生养，死后仍复归于大地。因此，作为构成大地的主要成分，泥土自然就可以等同于作为人类母体的大地本身。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创世神话中人类的始祖为泥土所制作的讲法，恰恰是对于人类生于大地这一古老观念的回应与延伸。
　　日期：2016-09-15 22:46:37
　　正文第三十一：
　　为大家继续神话学理论，由于上周末两天都是讲解女娲神话，缺少了原计划中的神话学研究理论介绍，为了补充这方面的内容，今天起我们的主讲内容继续放到神话学理论上来。
　　现在登场的是结构主义神话学。
　　首先，结构主义神话学的产生背景颇为耐人寻味：这一学说的诞生，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人失去了亚非的殖民地，第三世界国家此起彼伏的独立运动和反殖民运动进一步削弱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力量，这一点就导致二战以后的西方学者无法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随心所欲的研究亚非拉国家的人类学“样本”；与此同时，二次世界大战中利用先进科学技术制造出来的具有巨大毁灭力量的武器，也使得很多西方知识分子对近代以来一直引领西方学术潮流的科学主义产生了怀疑和反思。具体到神话学研究的领域来说，也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西方学者们开始走向一种“内在”的研究，即将过去那种依赖田野研究为主的考察方式转变为以案头理论研究为主的研究方式；同时，对于传统理论体系的质疑和推翻也成为了一种新的学术风尚。

　　日期：2016-09-15 23:09:01

　　正文第三十一补：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偏重于对神话叙述文本进行的量化分析的结构主义神话学被推到了神话学研究的理论前台。
　　当然，作为一种方法论，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具有多种含义，并被广泛应用于人文、社科领域的诸多学科研究之中。而我们在此所要介绍的结构主义神话学，则是将其作为一种神话研究理论来看待。
　　同很多西方神话学理论一样，结构主义神话学也和语言学有着莫大的渊源。其理论奠基人，就是作为语言学家的瑞士学者费迪南.索绪尔。该学者在其语言学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词语与概念并非直接源于自然界，而是源于语言。并非是现实世界的结构使得世界对语言产生了影响，而是相反：人类语言的结构使得语言对世界产生了现实意义的影响。索绪尔进一步指出，语言在历时性上的改变是随意的，因此要研究语言，就只能进行共时性方面的研究。正是在共时性的意义上来说，所有的语言都存在着一种共同的内部和谐性。

　　正是由于受到了索绪尔关于人类语言共时性观点和共同和谐性观点的影响，以列维—施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神话学者提出如下主张：
　　所有的神话都组成了“一个”神话的语言，它不仅具有超越历史的合法性，还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它不仅指向过去，同时指向了未来，由此具备了“非线性”的意义。于是，神话学家的任务就是揭示出“看不见”的神话语言，它隐藏在神话语言之下看不见的结构性系统中。这样那些被认为是“深层次”的神话语言结构就被纳入到了结构主义的研究范畴之中。而与此同时，那些被认为是“浅层次”的、仅仅为了叙述神话故事本身而存在一般性言语则被选择性的忽视，因为在结构主义神话学家看来在，这一部分是一种线性的历时性序列，具有不稳定的易变性。

　　于是，在结构主义者心目中，神话首先被“解构”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神话内核中稳定的不易变的部分，它们往往是很多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神话所共有的；

　　而第二部分，则是每个特定神话本身所具有的一般性表述，每个神话都会因时因地的具有不同的外在表述，这些表述构成了神话的外在情节，而组成这些表述的语言则是多变和不稳定的。
　　日期：2016-09-15 23:34:48
　　正文第三十一补续一：
　　除了在语言学方面受到索绪尔的影响之外，前苏联学者普罗普的学术观点也被认为是结构主义神话学的源头之一。
　　而普罗普最大的贡献则在于，他讲复杂的俄国民间故事简化为三十一个功能形态类型。在普罗普看来，由这三十一个功能所构成的“这一模式重复的是所有结构的稳定的要素，而不是那些非结构的可变的要素”——引自普罗普《故事形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