臾駢遭遇最早的打击来自狐偃之子贾季。
　　“夷之蒐，贾季戮臾骈……”
　　據說是當眾鞭打，這種羞辱是非常嚴重的。但是後來賈季逃亡，趙盾要臾駢把賈季的家人財物送過去，此時臾駢的部屬則希望藉機報復，臾駢却坚决不同意，做到了以德報怨，獲得了趙盾的高度認可。
　　《左传·文公六年》：“十一月，丙寅，晋杀续简伯，贾季奔狄，宣子使臾骈送其帑，夷之蒐，贾季戮臾骈，臾骈之人，欲尽杀贾氏以报焉，臾骈曰，不可，吾闻前志有之曰，敌惠敌怨，不在后嗣，忠之道也，夫子礼于贾季，我以其宠报私怨，无乃不可乎，介人之宠，非勇也，损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释此三者，何以事夫子，尽具其帑，与其器用财贿，亲师捍之，送致诸竟。”

　　在河曲之戰中，臾駢已經成為上軍佐，作為郤缺的副手出現在戰場第一線。他對秦軍动向做出准确判断，显然是一個知己知彼、优秀称职的軍事領袖。
　　“臾骈曰：‘秦不能久，请深垒固军以待之。’”《左傳魯文公12年》
　　但是這次他遭到的挑戰，對手竟然來自趙氏家族。趙穿不滿臾駢獲得上軍佐的卿位，故意率部下出击，导致臾骈的建议被搁置，導致趙盾不得不違心放棄臾駢的“深壘固軍”，下令全軍出動，本来大赢的一场战斗，变成了平局。

　　秦軍派人來要求第二天再戰，又被臾駢看出破綻：“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也，将遁矣。薄诸河，必败之。”臾骈的建议是连夜出击，在敌人打算逃跑的时候给予痛击。
　　没想到赵穿再次捣乱。他竟然在全军出击之际堵在大門上呼喊：“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结果秦军安然撤退。
　　臾骈的启用遭到贵族的集体抵抗，赵旃和胥甲甚至不惜以重大的军事挫败为代价进行抵制。这超出了赵盾的想象，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因而赵盾也没有對赵穿如此嚴重违反军令破坏军令执行的犯罪行为进行处罚。但此事對臾駢的傷害一定非同小可：此後臾駢不復出現在左傳中。
　　赵盾从臾骈的遭遇看到了草根阶层上升通道被堵塞的现实，不得不开始探索其他的组织干部路线，不得不与自己的草根情怀彻底告别。
　　晋灵公13年（公元前608年），赵盾追究八年前河曲之战的责任，把下军佐胥甲驱逐到齐国，但是同时起用了他的儿子胥克。赵盾的政治手段炉火纯青，波澜不惊，就连被处置的胥氏家族对这样的安排也无法提出任何意见。然而世卿制就此开始萌发。
　　赵盾的“世卿制”通过驱逐胥甲，同时启用胥甲之子胥克，完成了第一個家族在六卿中的卿位世袭；
　　公元前601年趙盾去世。去世前他让先轂进入六卿行列，接替自己去世造成的空缺。赵盾去世的时候，趙盾之子赵朔並沒有馬上進入六卿。
　　这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是趙朔年齡因素，他可能還沒有成年；其次趙盾希望避嫌；但是世卿制必須得到確立，於是赵盾把赵朔进入六卿的安排交代给郤缺来替他完成。

　　虽然胥氏家族也属于大家族，甚至一度属于赵盾的同盟，但后来似乎渐行渐远；而对赵盾来说，六卿中的这个席位至关重要，於是，胥氏家族就必然出局了。
　　赵盾用先毂接替自己（给自己的同盟增加力量），赵朔接替胥克的隐晦方式，完成了自己家族的世袭接班，也是晋国六卿中的父死子替的第二例。至此，世卿制完全成型。
　　何谓世卿制？简单说来，就是三军将佐的六卿中任何人死亡或者退休留下的席位（不是职务），都由这个人的嫡子填补空白，但是死者的职务并不世袭，填补空白的接替者一般情况下都是从较低的下军佐做起。
　　选拔推荐、论功行赏、按资排辈、大家族等等的机会，都被世卿制堵住了升迁道路，晋国六卿从此开始了被几个家族垄断的局面。
　　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重大轉折。

　　晋国世卿制完全是由趙盾主导完成的，是继晋灵公被杀之后，赵盾试图继续控制晋成公，以及六卿继续控制国君的重大步骤。六卿世袭，实际上剥夺了国君对六卿的任免选拔权利，把晋国政治完全操控在几个大家族中间，同时完成了几大家族的利益固化，也是后来发展到三家分晋的最重要的制度建设。
　　日期：2016-09-28 06:20:16
　　罗天昊的文章：雄才误人
　　因为牟其中出狱，引发的舆论关注，罗天昊就此写了一篇文章，让那些怀抱理想的人首先要认清形势。

　　“牟其中曾经提出过要炸喜马拉雅山，让印度洋的季风吹进来；还提出南水北调的思路，牟在90年代初、中期提出过一个“三峡移民构想”，把一部分三峡移民移到美国，每两个移民在美国开一个连锁店，有多少开多少。让留下来的移民专门种植农作物，供那些连锁店卖。据说，牟还真的召集这些移民开会；牟甚至还设想开发满洲里；最后，乃至于设想用7.65万美元兼并国企，他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其想象之瑰丽，构思之宏伟，抱负之远大，曾一度赢得无数人的崇拜。

　　正是由于这些太过于宏大的抱负，使牟其中的社会角色定位，远远超过了其能力和地位所及。很多设想，根本不是一个商人可完成，甚至不是政治领袖可以完成，可是需要几代领袖才能完成，比如三峡工程，从孙中山，***到***，一直到江泽民时代才完工。牟其中的设想，无疑将自己置于旷世伟人，人间圣贤与领袖的地位上，而在现实中，并没有给予他这个人生舞台。
　　牟其中手中只有南德，于是，牟其中欲以南德为底牌和基地，完成其种种不符实际的宏伟抱负。
　　一个人发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认认真真地发狂。为此，当牟其中不得不依靠其仅有的人生舞台——南德的时候，做大南德，无疑是一种非常现实的需要，由此，产生种种急功近利的举动，直到最后违法，乃是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走火入魔的雄才大略与宏图大志，葬送了牟其中的人生。
　　但是，这种过错，又并非牟其中一人。冯仑曾说过，企业家不要去做政治家的事，但是，当一个人具有政治领袖的器局与才识时，一个开放的，多元的社会，应该成就一切有梦想的人，而为什么在中国，一个人的社会角色如此难以改变？近年来的阶层固化，更加大了社会垂直流动的难度，与改革初期相比，中国的社会活力日益丧失，个人实现抱负，改变身份的机会日益萎缩，社会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看其才略品行，而是看其出身或者职位，或者，这才是牟其中悲剧的深刻根源。他本有雄才大略，他本有领袖之才，阶层分化的社会却将出身低微的他钉死在商业领域，一旦超越雷池，想在社会领域施展抱负，立即五雷轰顶。

　　一切具有雄才大略的而又被时代所制约，被固化的阶层所阻挡的猛士，均将成为悲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