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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宋一代，规定马匹等级有四等，由高到低依次为御马、臣僚用马、诸军用马、驿马四等。作战用的马匹位居第三，这些战马又以士兵俸廪、身份高低及马匹岁口、体格等为标准确立等级，分配给相应的作战部队。最好的马匹却用做不急之务，所以两宋年间的战马数量常常不足，质量更无法得到保障，解决战马的供应始终是困扰统治者的棘手问题。养马最多的是宋真宗在位期间，虽然有二十余万匹，但与唐朝七十万匹的数字相差甚远。

　　景德之役发生时，宋朝所辖疆域虽然比五代十国的全疆略大，却失去了出产马匹的冀北之野与甘凉河套之地。北宋朝廷被迫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养马和买马，然而内地所养之马，体质羸弱，根本无法在战场上与辽人争雄。而且购买的马匹数量少，质量也不高。产马地的丢失对宋廷国防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匹的缺失令宋朝无法组建能与辽军正面对抗的大规模骑兵部队。在与辽作战时，宋军一旦失利，就会溃不成军，容易被辽军追击围歼；而辽军作战失利，就会立即骑马远遁，快速撤离战场，宋军始终无法在运动战中对辽军造成大规模杀伤。由于这一限制，宋廷不得不大力发展城池防御体系，以抵消辽人作战的机动灵活性马匹的缺乏与马质的低劣。

　　王超被后世人讥为庸将，其实有失偏颇。他既然“总握禁兵、时称名将”，自然深谙辽军的作战特点，也明白宋军的相对劣势所在，身为主帅的他选择持重之策也就不难理解了。
　　辽军死伤数万依然无法攻陷瀛州，眼见无法突破城防，不得不主动撤围而去，转而南下攻城略地。虽然自出军南侵以来一路损兵折将，但据史料记载，“契丹自瀛州遁去，其众犹二十万”。
　　十四日，辽军攻陷祁州（河北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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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澶渊之盟
　　一、王钦若出镇大名
　　瀛州保卫战的胜利提振了宋军的士气，真宗皇帝一边不吝赏赐“官吏进秩，赐物有差”，一边督令河北诸州官兵随时抵御来犯之敌。由于宋军有备，辽军侵扰贝州（今河北清河）、冀州（河北冀州）都劳而无功。知冀州王屿早就憋足了劲想要教训狠狠地教训一下辽军，此前就日夜操演兵马，训练民兵。辽军逼近冀州，被他数次率军击退。宋军周莹所部奋战于铭（河北永年）、贝二州，大败辽军。自九月兴兵南侵以来，辽军转战千里损兵折将，士气低落。宋军保州张凝、北平寨田敏两部奉命挺进辽境，向辽易州守军发起主动进攻，辽军边防告急，哪知道萧太后与辽圣宗置之不顾，反而加快了南下的步伐。

　　辽军摆出一付破釜沉舟、鱼死网破的架式，深入河北腹地，宋廷上下震惊不已。胆颤心惊的参知政事王钦若和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分别建议真宗皇帝移驾金陵和成都。真宗皇帝委决不下，于是去问寇准。寇准佯做不知事情原委，故意吃惊道：“什么人为官家出此下策，罪不容诛！”寇准为真宗分析了一下敌我双方战事上的利弊，指出：只要御驾亲征，辽军就会主动退却。不然的话，出奇兵袭扰辽军后方，坚守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也可以稳操胜券。又何必丢弃祖宗陵寢之地，远幸楚、蜀呢？

　　寇准的剖析，坚定了真宗皇帝抗辽的信心。趁此良机，寇准再次提议真宗驾幸澶州。为了排除来自朝堂之上逃跑派官员的阻力，寇准荐举王钦若出镇大名。真宗准奏，任命王钦若“判天雄军府兼都部署、提举河北转运司”，与时任天雄军都部署、知军府事的永清军节度使周莹“同议守御”。寇准用光明正大的理由将政敌送上抗辽前线，王钦若虽然恨的咬牙，但也无计可施，只好硬起头皮匆匆履新。（史料记载：王钦若在闰九月二十四被任命为知大名，十月初二日到任。据此可知，他没有看到王继忠的第二封书信，更不清楚真宗派遣曹利用为议和使人的事情。）

　　宋廷不断收到辽人释放的和议信号，眼见和谈在即，宋辽双方都加紧了军事上的较量，毕竟和平是需要强有力军事力量支撑的，战场上的胜负决定了谈判筹码的轻重，做为政治家，不但萧太后、辽圣宗母子知道这一点，年轻的宋真宗也深谙此道。
　　为了加重已方在未来和议中的砝码，真宗最终听从了寇准的建议，下定决心御驾亲征！与此同时，他也不愿意和议的大门在自己手中关闭，毕竟在战场上完胜辽人没有什么把握。在“募神勇军士李斌持信箭赴敌寨”后，真宗令枢密院推荐使辽的正式人选，殿直曹利用毛遂自荐，枢密院使王继英顺水推舟予以荐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