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6-12-06 09:51:53
　　真宗皇帝才张罗着亲征事宜，就再次收到了王继忠的书信。战场的胜负决定了话语权，王继忠奉上的书信语气大变，瀛州之战大败的辽人全然没有了上次的嚣张气焰，转而表示“不敢劫掠，以待王人”。攻瀛州死伤数万，西路进攻河东的辽军也损失惨重。据宋王珪《华阳集》卷三六《高穆武王（高继勋）神道碑》载：高继勋与知岢岚军贾宗与五万辽军战于草城川，宋军利用有利地形邀击辽军，追杀辽军直至寒光岭，辽军“斩首及自相腾轹以死者万余人”。

　　辽人久侯宋使不至，只好再次命王继忠作书敦促。“王人”曹利用并非腿脚不利索，而是途经大名府时被王钦若扣留了。
　　原来，王钦若赶到大名没几天，辽军就兵临城下。虽然宋军在大名府部署了重兵，但王钦若看到“戎虏满野”的景象后，束手无策，吓破了胆的他不是积极整军备战，而是命人紧闭四门，自己则每天只知道吃斋念佛，祈求佛祖保祐他渡过此劫。
　　眼见辽军打上门来，军政主官王钦若职责所在，避无可避，只好召集手下将领商量守城之事。素有多智之称的王钦若举措乖张，居然想出了抓阄的办法来安排防守四门的高招。临危受命，被真宗任为钤辖的孙全照挺身而出：“全照将家子，请不探符。诸将自择便利处所，不肯当者，全照请当之。”辽军南侵，北门首当其冲，所以孙全照当仁不让的担任起了守御北门的重作。见孙全照这样，王钦若只好假惺惺的表示自己守卫南门（为方便跑路）。孙全照表示反对，强烈要求王钦若居中调度指挥。此举正中王钦若下怀，于是就躲在衙署中发号施令。

　　辽军前锋到了大名府北门，却见城门洞开，吊桥一如平时模样没有拉起。宋时，城门是城墙防御的重点，也是城池防御系统中极其薄弱的环节。北宋年间的城门不似明清城门中砖石券门洞，多是梯形木构城门洞，主要是由两侧靠门洞壁的壁柱（排杈木）和横梁（洪门栿）组成。这样形制的城门最大的弱点是不牢固，特别害怕火攻。因此吊桥不但是控制城内外交通的工具，而且在战时拉起来保护城门的作用尤显重要。“桥后去城约三步，主二柱，各长二丈五尺。开上山口，置熟铁转输为槽，以架铁索并绳，贵其易起。若城外有警，则楼上使人挽起，以断其路，亦以护门。城上常以炮及弓弩御敌，虑以火燔烧及被攻斫。”为了避免城门直接暴露在敌军的攻击下，宋人采用了“屈直开门”的设计理念，羊马城门、瓮城门和大城门都是屈直相通，没有直对。为了强化城门防御，宋军在城门外布置了“长五尺，阔三尺，深四尺”的陷马坑，坑底布满了削尖用火烤过的鹿角枪和竹签，呈“巨”字型排列。在护城壕上面还有一种陷阱装置叫机桥，表面看上去与普通便桥无异，其实内藏机关。其中有一根梁设为转轴，两端有横栝，战时就把栝取掉，敌军一旦踏上桥面，桥立即就会翻。

　　孙全照部下有一只“射人马洞彻重甲，随所指麾，应用无常”指哪射哪的“神枪手”部队，辽军“素畏其名”，现在见城门大开，不敢轻易冒犯，于是绕过北门，转而去攻打大名府东门了。
　　哪知道东门也是防备森严，辽军攻城受阻。攻城未果的辽军故计重施，“潜师过城南，设伏于狄相庙”。见辽军撤围，不知抽住了哪根筋，王钦若突然变得胆气豪迈起来，立即“遣将率精兵追击”。闯入辽军埋伏圈的宋军左冲右突都无法脱身。孙全照立即意识到战局到了千钧一发之际，慷慨请缨：“如果失去这些精兵，就等于丢失了大名府。请允许我率军去救他们！”
　　日期：2016-12-07 09:00:54
　　大名府是宋朝设在黄河北岸的军事重镇，掌控着黄河以北大片疆土，是守卫汴梁的北大门。守住大名府，就等于堵塞了辽军南渡黄河的通道。王钦若虽然没有什么军事才能，但也知道厉害，明智的选择了放权，听任孙全照率军赴援。最终在孙全照等将领的力战下，陷入重围的宋军被营救出险，大名府侥幸得保不失。

　　据《辽史》记载，十一月“甲子（十四日）东京留守萧排押获宋魏府官吏田逢吉、郭守荣、常显、刘绰以献”。显然，这些宋军将士，就是因王钦若的指挥失误而陷入重围被俘的。
　　肩负议和重任的曹利用途经大名，却被孙全照扣留了。孙全照对辽人和谈的诚意表示怀疑，“劝王钦若留之”。因为大名府全靠孙全照力战才得保不失，王钦若再次采纳了他的建议。
　　也不能怪王钦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毕竟数十年间宋辽双方兵连祸结，仇结的深了，王钦若从来没有想到有朝一日双方会坐到谈判桌前来。不但是王钦若不了解内情，就连辽方的一些重臣也被蒙在了鼓里。《辽史》载，“统和二十二年十一月丁卯（十七），南院大王善補奏宋遣人遗王继忠弓矢，密请求和...”。按情理忖度，善補奏疏中的“宋遣人”应该就是李斌了。李斌见到萧太后、辽圣宗时，正是辽军未能攻陷大名府，正在准备攻打德清军之前。

　　虽然正使曹利用被王钦若扣留在了大名府，但李斌却顺利完成了信使的艰巨任务。于是，王继忠的第三封信送到了真宗御案前。
　　这封书信并没有交由李斌带回，而是仍然交由石普代为转交。所以如此，极可能是为了及早促成和议之事。
　　接下来史料中关于此事的记载，则是令人一头雾水了。
　　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载：（景德元年十一月，“上前赐王继忠诏许遣使，继忠复具奏附石普以达。普自贝州遣指挥散直张皓持诣行阙，道出敌寨为所得。契丹主及其母引皓至车帐前，问劳久之。因令抵天雄，以诏促曹利用。王钦若等疑不敢遣。皓独还。契丹主及其母赐皓袍带，馆设加等，使继忠具奏，且请自澶州别遣使速议论和好事。于是，皓以其奏入。上复赐钦若诏，又令参知政事王旦与钦若手书，俾皓持赴天雄，督利用同北去，并以诏谕继忠。”

　　野史《梦溪笔谈》之说可补正史之不足，兹录如下：“...明年虏兵大下，遂至河，车驾亲征，驻跸澶渊，而继忠自虏中具奏戎主请和之意，达于行在，上使曹利用驰遗契丹书，与之讲平。利用至大名，时王冀公守大名，以虏方得志，疑其不情，留利用未遣。会围合不得出，朝廷不知利用所在，又募人继往，得殿前散直张皓，引见行在，皓携其九岁子曰：‘臣不得虏情为报，誓死不还，愿陛下录其子。’上赐银三百两遣之。皓出澶州，为徼骑所掠，皓具言讲和之意，骑乃引与俱见戎母萧及戎主。萧搴车帏召皓，以木横车轭令皓坐，与之酒食，抚劳甚厚。皓既回，闻虏欲袭我北塞，以其谋告守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