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7-03-17 09:35:09
　　十三、三元里的汉奸和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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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鸦片战争时期，广州城北四里多地有个村子叫三元里。当清军被英军收拾得灰头土脸的时候，三元里附近的民众却奋起反抗，创造了大败英军的传奇。
　　一直以来，三元里民众抗英的事迹广为传颂，它就如同某些人的G点，每撩拨一下，都令他们亢奋不已，高丨潮丨迭起。
　　但是读史以来，杜哥发现，历史总有一些奇特的矛盾之处。在鸦片战争时期，广州民众并没有和官府同仇敌忾，齐心协力，反而出现了许多为“夷人”提供后勤，刺探情报、引路，甚至直接参与作战的汉奸。据《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中记载，仅三元里一地，搜出援助英夷的汉奸1200名。在这样一个汉奸凑堆的地方，竟然数千民众自发抗击英军的三元里抗英事件。这岂不是令人惊异的矛盾之处？历史为何总是如此诡吊？

　　还是追根溯源，看看三元里抗英的过程，从中查找一些端倪吧。
　　据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考证，三元里抗英的直接原因有三：
　　一是英军开棺曝骨。英方资料也证实确有此事。广州停战后，一部分英军进入城北双山寺。该寺暂存着许多客死的外地人的棺材，准备将来护送归葬。英军处于好奇，打开棺木，观看尸体。此举在中国民众看来，是对逝者的极大不敬，是禽兽行径，其自然就引起民众激愤。后来在流传中，讹传为开棺戮尸、发掘坟墓等。民众的激愤也在讹传中不断发酵。
　　二是英军劫掠财物。英军在异国作战，给养不足。在此情况下，征发（强买）、劫掠的事情肯定时常发生。
　　三是调戏、**妇女。中方因为顾及受害人名誉，隐去姓名、时间、情节，只是含混记载。英方后来也承认其印度籍士兵在三元里附近有**行为。三元里村民韦绍光之妻李喜被英军“恣意调戏”更是民间普遍的说法。
　　李喜被调戏更是引发三元里抗英事件直接原因中最直接者。
　　1841年5月29日（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九），一股英军窜入三元里，对村妇李喜恣意调戏。当地民众基于义愤，打死调戏者数名，其余英军仓皇逃走。三元里民众料定英军一定会报复，于是他们在三元里古庙集合，商议对策。与会民众商定，联合附近一百多乡里的群众，以三元里古庙三星旗为令旗，宣誓“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一起抗击英军。
　　5月30日（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十），三元里附近一百多乡里民众数千人手持锄头、铁锹、木棍、刀矛、石锤、鸟枪等武器，一起围攻英军占据的四方炮台。此后，附近团练也赶来助阵。见民众、团练装备简陋，英军陆军司令郭富（又译为卧乌古）亲自带兵出击。

　　民众、团练鸣锣击鼓、且战且退，诱使英军至牛栏冈丘陵地带。埋伏于此的民众、团练四面合围，和英军展开激战。当时大雨倾盆，英军装备的燧发枪受雨不能发射。民众、团练趁机和英军肉搏，击毙英军数名。英军派出两个水兵连，带着“丨雷丨管枪”（不怕雨天）前来增援。被围困两个多小时后，英军突破包围，狼狈撤退到四方炮台。三元里民众、团练紧追不舍，再次包围四方炮台。
　　5月31日（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一），英方扬言要作废停战协议，并将进攻广州城。奕山是绝对不敢再和英军打仗的，他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又是可怜的余知府）出面，解散三元里的义军。
　　三元里的义军成分复杂，有附近乡民、打石和丝织的工人；有士绅发动的社学；有民间组建的团练；有官方募集的水勇；有藏匿民间反清复明的秘密会党等等。知府余保纯以议和已成，不可擅自为战为由，要求义军解散。
　　知府余保纯代表官府出面，要义军解散，该干嘛就干嘛去。这时候义军中各个阶层的反应和表现就大不相同了。士绅们最先退却，因为他们和官府的关系最为密切。如果不听知府的话，不给知府面子，那以后就别在广州官场上混了。这时候和知府大人保持一致，才是最大的政治成熟。
　　水勇、团练也有半官方的身份，知府大人的话也得听。水勇由官府招募的，领着官府的银子。团练是在官府的政策和物质支持下，办起来的，离开看官府，压根就存在不了。所以，他们虽然心里不愿意，但也是乖乖地散去了。
　　再剩下的就是比较纯粹的屌丝，他们是普通的乡民和工人。这些和官府关系最远，完全可以不尿知府大人。但是，没了士绅领头，没有水勇团练配合，他们的就实力有限且孤立无援。最后，他们只好在骂骂咧咧中陆续散去。
　　三元里人民燃起的怒火，爆发出的反抗力量，就被广州知府余保纯三言两语，消弭得一干二净了。大清官府，对付洋人不行，收拾起老百姓，那是绰绰有余的。
　　至此，三元里抗英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