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强烈的自尊心，把同事看得过低势必影响同事间的感情，进而影响工作。不能团结同事的职工，也不大可能被老板提拔到管理的职位上。如果不辞职的话，就只能一辈子待在最底层的岗位上了。

　　在曾国藩看来，人在做事的时候，要像秋天一样萧瑟，有那么一种凛然的感觉，时刻处在一种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中，这样才会少犯错误。这种观点值得我们思考、学习。
　　日期：2016-11-08 14:24:16
　　曾国藩的智慧：刚而不傲
　　曾国藩认为，人要有刚强之气。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刚强是好事，但刚强得过了头，有了傲气，就不是曾国藩所推崇的了。谈及一些刚强而傲最终不得善终的古代名人时，曾国藩说：“师其刚而去其傲可耳。”学习他们的刚强，摒弃他们的傲气，就可以做一个彬彬君子了。
　　谈及傲气，曾国藩经常举的一个反面例子是三国时期的诸葛恪。诸葛恪是诸葛亮的侄子，东吴权臣。

　　诸葛恪小时候很聪明。孙权在一头驴的脖子上写着“诸葛子瑜”四字。子瑜是诸葛恪父亲诸葛瑾的字。诸葛瑾长着一张驴脸，所以孙权想了这么个办法，取笑他。
　　当时还是小孩的诸葛恪见到这头驴后，不慌不忙，当着孙权和父亲的面，在那四个字后面加上“之驴”两字。整句话变成了“诸葛子瑜之驴”，就不含嘲讽之意了。
　　孙权见诸葛恪如此聪明，非常高兴，不仅将这头驴赏给诸葛恪，还让去东宫陪伴太子。孙权的意思很明确，那就是自己百年之后，让诸葛恪辅佐太子，治理东吴。
　　诸葛恪很聪明，出身显赫（诸葛瑾是东吴地位仅次于陆逊的权臣），又被安排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渐渐滋生了骄傲之气。不仅诸葛恪，太子的另三位陪臣也都是骄横的人，这可真是近墨者黑了。

　　后来，诸葛恪如众人所料，做到了东吴第一号权臣的位置上。起初，诸葛恪对曹魏打了一场胜仗。尝到甜头的他觉得自己很有军事才能，准备发起一次大的进攻。很多人反对，但自信过头的诸葛恪一意孤行。结果，东吴惨败。
　　跌了大跟头的诸葛恪按理说应该反省，收敛自己的行为，但他却将矛头指向了国内那些对他议论纷纷的反对派。那些人不得不铤而走险，反对他的暴虐统治。最终，诸葛恪被刺杀。
　　诸葛恪是中国历史上因傲气而失败的成百上千个重要人物中的一个。他本拥有别人做梦都得不到的优势，但他却没有把握好，傲气冲天却不自觉，最终不得善终。他的前车之鉴，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
　　日期：2016-11-08 22:01:57
　　曾国藩的智慧：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
　　现代社会，给人的感觉是人都比较浮躁。能够静下心来做事情的很少。曾国藩说：“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修身大业中，最难做到的就是静下心来。
　　为什么我们的心会静不下来呢？因为我们忿愤、恐惧、好恶、浮竞。这是前人总结的可能导致内心不宁静的四种情况。下面分别叙述之。

　　首先是忿愤之心。遇到一点不如意的事情就愤怒，对德行、对身体的损伤都非常大。戒怒是修身，更是养生的重要方面。
　　我是一个很容易恼怒的人。在单位看稿子的时候，同事弄出一点声响也会引起我的愤怒。在家里发生这种情况，我更是对家人恶言相向。这对身体的伤害非常大，也是非常败德的事，也伤害周边的人。这是以后需要痛改的地方。
　　其次是恐惧之心。陈安之成功学训练中有一个重要的课目，就是走火。光着脚，从600℃高温的木炭火路上走过去，火道一般长10到15米。
　　冒着被烧伤的危险做这么一件事，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克服恐惧之心。一个人要想成功，必须去掉恐惧之心，就像左宗棠所说的那样，管他三七二十一，先做了再说。干大事的人，必须要有这样的胆识。
　　第三个是好恶之心。人们常犯的错误是以自我为中心，太强调自己的好恶，自己喜欢的人那就什么都好，自己不喜欢的人那就什么都坏，爱憎太过分明，而不能以客观的标准去评价人，更不能以宽容的心容纳讨厌的人。内心强分好恶，就难以沉静。
　　最后一个是浮竞之心。浮竞就是争强好胜。看着以前的同学、朋友都发财了，心里就不舒服，就想着怎么才能赚钱，压过他们。这就是一种浮竞之心。很明显，这是一种心理失衡。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沉下心来做事情的。

　　要想修身身心，就必须克服忿愤、恐惧、好恶、浮竞之心。心静了下来，想做到慎独就容易了。这是成为君子的第一步。
　　日期：2016-11-09 22:04:59
　　曾国藩的智慧：君子之道，不汲汲于名望
　　曾国藩说：“君子之道，不汲汲于名望。”在现代社会，这一点很少有人做到。整个社会都有着急功近利的倾向。真正能够耐得住寂寞，甘愿坐冷板凳，积几十年之功，做好一件事的人，很少见。
　　梁宏达主讲的《老梁观世界》，其中有一期节目说到了香港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其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
　　老梁说：“再最后一点我们不能忽视，饶先生的治学态度，和很多人不一样。我们现在有的学问家，写完一本书马上就得出版，抢时间，怕万一别人再研究出来呢，再跟我这撞上呢。”
　　“饶宗颐先生慢工出细活，他写完一篇文章之后，一个是他写文章过程很慢，慢慢来，各种考据我都弄扎实了，有一点纰漏也不行，我得严谨。有人说这你都写完了，你总可以出版了吧？不，他得最少搁好几年，有的甚至搁十几年几十年再出版。”
　　“他想什么呢？万一这过程有新东西补充进来呢？咱别丢人，咱把新东西纳进来。再一个我这文章，我要搁他十几年不动，都没有新的成果超越它，这说明我的东西有价值。我再拿出来出版。”

　　“所以他是这种慢工出细活，一种治学态度。所以他出版的东西，有一个算一个，拿出来都可以称得上经典，所以他的治学态度也很关键，也是他成功的关键因素。”
　　从这些话我们可以看出，饶宗颐先生就不是汲汲于名望的人。他能够耐得住寂寞，能够坐板凳，有了学术成就不急于发表，收他十几年几十年再拿出来。不抢学术新阵地，只求自己出版的东西没有任何纰漏。
　　饶先生的这种修养，是现在很多学者达不到的。很多搞学术的，为了评教授，每年发几十篇文章，质量参差不齐。这就是耐不住寂寞，为了名利放低了要求。
　　至于我自己，那就更是这样了。我的第一本书现在看来，问题多多。第二本回头看过去，错误总算不太多。为什么会这样呢？无非也就是没把两个东西看淡，一个名，一个利。这个要改，也难。但越到后面，我相信我对自己的要求会越来越高的。希望自己也能写出精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