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的理论主要是和《易经》联系在一起。中国传统认为，八卦是由伏羲所创。而另一种说法是，八卦的前身是商朝盛行的以甲骨受火龟裂的纹路占卜。这种裂纹千变万化，图像识别比较困难，以龟甲裂纹图像来解释天象人事和吉凶祸福不太容易操作，所以到了周代渐渐改用蓍草占卜。这大概就是《易经》的起源。
　　《周易》相传是周文王所作，分为《经》和《传》两个部分，大多数时候我们常用《易经》来代称《周易》。在《易传》中包含解释卦辞和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统称为“十翼”。
　　在《易传》中，除了阴阳概念外，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数”。古人以占卜来探求宇宙之奥秘，用蓍草占卜又离不开数目的变化，所以相信宇宙奥秘在数字之中，就不足为怪了。后来，阴阳家又试图用数字把五行和阴阳联系起来。这样看起来，中国古人对“数”的重视，简直就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一个翻版。
　　阴阳五行学说可以说是中国影响最广、最深远的理论，涉及方方面面，深刻地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无论是占卜、预测吉凶，还是风水、养生、食疗、医学，又或者是武术、艺术、建筑，甚至连婚配嫁娶，都有着阴阳五行学说的应用。中医学，就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作为其理论基础的。阴阳五行在华人世界无处不在，是为史上最牛理论。
　　与西方哲学思想相比，中国哲学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中西方哲学传统有根本性的差异。中国哲学围绕着社会人生、伦理问题展开，是以人为本的，内圣外王。西方哲学围绕着宇宙本原问题展开，以研究自然为重点，可谓是以“天”为本，此外，基督教神学是神本主义的。
　　中国哲学并不是起源于“惊异”，而是起源于“忧患”。它始终强调非智力因素，所以不能归结为“爱智慧”。
　　许多西方人觉得，中国人不像其它民族那样重视宗教。有人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根据中国的哲学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关于自然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为了服务于道德伦理，解决社会人生中的现实问题。
　　中国大多数哲学家力求解决的是些什么问题呢？有一种哲学，强调的是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和人事。这种哲学只谈道德价值，因此对于超越道德的价值觉得无从谈起，也不愿去探讨。这种哲学通常被称为“入世的哲学”。

　　许多人认为，中国哲学是一种入世的哲学。中国无论哪一派的哲学，都直接或者间接关注政治和伦理道德。因此，它主要关心的是社会，而不是宇宙；关心的是人际关系的日常功能，而不关心天堂和地狱；关心人的今生，而不关心人的来世。
　　按照中国的传统，圣人应具有内圣外王的品格，中国哲学的使命就是使人得以发展这样的品格。因此，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就是内圣外王之道。那么，它自然难以脱离政治。在中国哲学里，无论哪派哲学，其哲学思想必然也就是它的政治思想。至于形而上学、伦理学或者逻辑学等，都以不同形式与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
　　中国的传统重视学问和知识，但另一方面，人格的高尚和境界的追求，在中国哲人的眼中具有更重的分量。既然中国哲学是以内圣外王为主题，研究哲学就不仅仅是为了寻求哲学的知识，还要培养品德。哲学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它是生命的体验，是一种人生的实践活动。它不是一种智力游戏，而是十分严肃的事情。
　　孔子在处理求知与闻道的关系时，共提出四项原则，这就是志向在道，根据在德，无违于仁，从游于六艺之中。循此要求而不懈努力，最终便能进达圣人之域。前三项都是讲“道”，后一项则突出了知识技艺。这是因为道不能空谈，“闻道”必须体现在“六艺”为代表的实践活动中。而一旦“闻道”，“希圣”的理想得以实现，人的精神实现了最终的超越，就可以死而无憾。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

　　第二、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是辩证法，推崇辩证逻辑，其核心是“阴阳之道”，即对立统一学说。西方的矛盾观主要讲“对立”，中国的矛盾观主要讲“统一”，阴阳合德。前者突出斗争精神，后者突出和谐原则。中国辩证法归根结底是实现和谐的方法和艺术。
　　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的社会，农民的眼界不仅制约着中国哲学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还制约着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农民日常生活中打交道的，诸如田地和庄稼，都是他们一看就认识的东西。他们处于原始和纯真的心态之中，把直接认知的东西看为宝贵的东西，非常注重直觉思维。这也导致了，认识论在中国哲学里从未得到发展。认识论要发展，就需要明确区分认识主体和认识的客体，而且主要来自于对自然界的思考与研究。中国哲学恰恰在这方面是弱项。

　　西方哲学擅长演绎和分析式的思维，而中国哲学擅长直觉式、类比式、归纳综合式的思维。前者重视还原法，后者重视整体论。中国哲学的概念是提示性的，而不是明晰的。因为它不代表用理性和演绎逻辑得出的概念，中国的哲学家只是告诉人们，他看见了什么。因此，他所述说的内容就非常丰富，而使用的语言却很简短。
　　第三、中国哲学家立言简约，喜欢形象表述手法，大多具有诗人气质。中国哲学作品不重视逻辑结构，往往是语录集锦，非常耐人寻味。
　　中国的语言文字是表意、象形文字，一词多义、一字多义，这就决定了中国哲学言简意赅，同时逻辑性差，歧义现象很常见。西方的语言文字是字母拼音文字，所以合适逻辑的产生，严谨性很强，容易构建体系和方便人们学习，而不像中国哲学这般模糊和似是而非，重视主观和体悟。
　　一个西方人开始阅读中国哲学著作时，第一印象也许是，这些作者的言论和著述往往十分简短，甚至互不连贯。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它们本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按照中国传统，学习哲学不是一个专门的行业，中国没有专业的哲学家。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专门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专门著作的哲学家，为数多得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民哲”众多。如果要想读这些人的著作，就需要从他们对朋友和学生的言论集和书信中去研究，记录作者言论的人不是同一个人，因此，其中不免有不连贯，甚至互相矛盾的地方，这是不足为怪的。

　　与西方哲学家的著作相比，中国哲学家的著作显得篇幅短小。这是因为中国哲学家习惯用格言、警句、比喻、事例等形式表述思想。《老子》全书都是以格言形式写成，《庄子》书中充满寓言和故事。
　　用格言、比喻和事例来说理，难免有不够透彻的地方，只能靠其中的暗示补足。明述和暗示相反，一句话越明晰，就越少暗示的成分。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如此不明晰，而其中所含的暗示则几乎是无限的，这就给了阅读者联想和解释的广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