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原本也是站在罗马教廷这一边，反对路德和更正教，曾经获得教皇赐予的“信仰拥护者”称号。亨利娶了西班牙王室的凯瑟琳公主，然而正室久不产子，加上亨利爱上一位宫中贵妇，因而他兴起了休妻的念头。为此，他请求教皇批准，却被否决了。于是，他冲冠一怒为红颜，此事遂成为他进行宗教改革的导火索。
　　1531年，亨利强迫国内的教士们不可向教皇宣示效忠，而且逼迫他们承认他为英国教会的元首。隔年又逼迫国会立法通过一项法案：没经过国王同意，不可向教廷进贡。1534年，亨利与更正教合作，并通过《最高治权法案》，宣布创立英国国教，又称圣公会。实际上，它与罗马旧教的教义仪式并无二致，只是英国国王代替罗马教皇成为政教权威。至此，亨利八世完全脱离了罗马教廷的掌控。
　　宗教改革运动拒绝教会作为基督教信仰的仲裁者，诉诸圣经和个人良知，赋予理性以判断宗教教义的权利，并且鼓励个人主义。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培育了人们的批评反思精神和独立思考精神。不过，宗教改革者们自己在解释重要的基督教教义时也不尽相同，新教不久就分裂为不同的派别。
　　革命是需要流血的。欧洲各国的改教运动历经了许多流血战事，如1610年亨利四世被刺杀，法国再度内战，新教信徒大量逃亡。1618年，德国路德派与国内天主教徒交战了三十年，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双方才重获和平相处。1568年，荷兰北部的加尔文派信徒因反对旧教，与其统治者西班牙国王对战，到1609年终获独立建国和信仰自由。
　　英国在宗教改革后的国教还带着不少旧教色彩，许多受加尔文派影响而被称为“清教徒”的人，想再加以改革，却受到了想恢复旧教的国王查理一世的逼迫残害，于是许多人逃至新大陆，即后来独立的美国。在1640 —1649年英国爆发内战，清教徒获胜后，新教团体获得相当自由的发展。直到1685年，新国王詹姆斯二世又想恢复旧教及专制政治，人心大愤。经过1688年不流血的“光荣革命”，英国新教徒终于获得了信仰自由的胜利结局。

　　日期：2017-09-01 12:41:46
　　强权政治
　　宗教权力的衰落，政治权力就开始强大，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试图提出一套新的国家理论，这一理论要独立于神学和亚里士多德，同样也要反对其他思想领域的权威和传统。
　　在这个新时代，国王不断扩展其权力基础，直到他能作为专制君主实行统治为止。国王和市民阶层是相互支持的，他们形成了一个联盟，共同反对教权，并且促使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强权政治、早期资本主义和新兴自由市民阶层的共同作用下，封建社会终于土崩瓦解了。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同的地区进程也不相同。
　　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是意大利人，当时的意大利是分裂的，诸多的小国彼此一直冲突着，社会生活在许多方面是以放荡不羁的利己主义为特点的。在这种环境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马基雅维利的理想自然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稳定的意大利国家，这与处在中国分裂乱世中的文人的心理是相同的。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理想表达了对理性共同体的渴望，以及对他所处时代腐败的世俗与教会的憎恨。他提倡政治专制制度，这根植于他对人性的悲观主义观念。在他看来，只有饥饿才能使人勤奋，只有法律才能使人具有美德。

　　除了以武力对抗武力、以欺骗对抗欺骗、用自己的武器与恶魔战斗外，马基雅维利看不到任何解决他那个时代腐败和混乱问题的办法。乱世要用重典，为了达到目的，就必须不择手段，要采取彻底果决的措施，绝不能有妇人之仁。
　　马基雅维利最感兴趣的是纯粹的政治博弈，他的政治理论是一种关于政府的力学理论。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绝对君主们的外交“博弈理论”，可以直接运用于意大利诸多小国之间的政治斗争。
　　在他看来，因为人是自私自利的，而且资源是稀缺的，那么就一定会产生冲突。国家的作用是保护个人免遭他人侵犯，不实施法律的话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因此，有必要用一个强权统治者来为人民提供安全。
　　在当时的意大利，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因此，一个强大而无情的君主是必要的。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只要是为了实现国家主义的目标，采取任何手段都是正确的，无论是暴力、欺骗、严刑，或者是违反所谓的道德。他给统治者的建议是：“让众人惧怕胜过让众人喜爱，为人残酷比为人慈悲更加精明。”
　　最为人所知的，就是马基雅维利关于一个领袖如何在一个腐败的社会里赢得权力的理论。1513年，在献给佛罗伦萨统治者美第奇的《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以道德中立的立场，详细阐述了君主应该如何取得政权和维护政权。

　　“人们现实的行为方式与他们应该的行为方式相去甚远。任何人如果以理想代替现实，必定自取灭亡。”
　　马基雅维利如是说。许多哲学家认为世人多半愚蠢，但马基雅维利却倾向于视世人为邪恶。他认为，统治者应假定民众为邪恶，运气好一点才会同时又是愚蠢的。他所指的邪恶，一般认为是放纵与自私自利。
　　把道德和政治区分开来，马基雅维利认为做大事者不应该受到所谓道德的束缚。他设法描述政治上实际运用的政治手段，而不考虑它们是不是好的，是不是可取的。关键的问题在于目标是不是值得追求的，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是不是有效的，工作效率是不是高的。
　　目的和手段之间的截然区分是某种比较新的想法。多数希腊哲学家和基督教神学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某些行动或手段，比如偷窃和谋杀，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而不管它们是否导致可取的目的。
　　从目的和手段的截然区分出发，马基雅维利声称，在政治中，目的的正当，证明了手段的正当。《君主论》一书强调的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把道德伦理和政治区分开来。在政治中，手段是权术性质的，是无关道德的，是超越道德评价的，而目标最终是获得和平和秩序。

　　后来，马基雅维利因为他的政治权术说、政治无关道德说而声名远扬，甚至臭名昭著。许多别有用心的人（比如墨索里尼），就把这种学说诠释为是对不加约束的权力炫耀的辩护。这是马基雅维利本人的悲哀，历史也许忽略了他当时的心态与处境，也扭曲了他的本意。
　　日期：2017-09-01 12:42:07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年）生于英国。早年就学于牛津大学，后做过贵族家庭教师，游历欧洲大陆。他反对君权神授，主张君主专制。他把罗马教皇比作魔王，僧侣比作群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