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7-04-25 11:18:40
　　完颜兀术此次率军南侵，自元帅以下皆携家眷而来。台面上的目的是决战川陕，但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目的——瓦解金军西路军中的“国相系”势力。
　　完颜兀术率部退回凤翔后，利用部队换防，分兵屯田，军民混合等军政改革，再次大幅削弱完颜粘罕在西部军中亲信的实力。金国政治进入一种新常态。而伴随政治变革带来的一系列举措，其中也隐隐透出停战和谈的意愿。
　　如果说川陕战场阻挡了金军从长江上游的进犯，成功牵制了金军主力。宋军凭据天府之国稳定的后勤供应，和巴山蜀水的崇山峻岭，以强弓弩箭抵挡女真民族的铁骑，那么长江天堑直接保护了南宋王朝的江南腹地。
　　但即便如此，经过了前后三次，一次比一次严重的战火涂炭，此时南宋政权已濒临崩溃。

　　庄绰的《鸡肋篇》曾记录了南宋初年长江以北地区的惨状： “建炎元年秋，余自穰下由许昌以趋宋域，几千里无复鸡犬，井皆积尸莫可饮。金人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致居民更互相食。”
　　而江南也好不上许多，《景定建康志》，转引自两宋财政史：江南“连年失耕，又苦水旱，米价翔踊，每斗一贯至两贯”
　　朱胜非当年辞去宰相职务后，在建炎四年（1130年）曾经被任命为江西安抚大使兼知江州。他这样记录他到了江西后所看到的农民生态状况：“在陆地行走一千七百余里到临江军，自入衡州（衡阳）界内，有屋无人；进入潭州界（长沙）内，有屋无壁；进入袁州（宜春）界内，则人和屋俱无。良民无辜，实可怜悯。”
　　另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渡江之初东南岁入犹不满千万。上供才二百万缗,此祖宗正赋也。”。而据朱胜非统计，“屯军二十万,月费二百万缗”。也就是说，按“祖宗正赋”，南宋政府的年收入只够维持一个月的军费,光军费就让财政赤字的窟窿深不见底,，何况还要维持行政机构的日常运转。
　　为维持高昂的军备开支，对未遭大面积战火涂炭，相对安定地区的农民苛以繁重的赋税。其中最为急要的有“版帐钱”、 “月桩钱”、“经总制钱”三项。
　　所谓“版帐钱”，是南宋初年，东南各路为供紧急军用而征收的一种税款。这是个可随意解释的税种，它的特点是先定数量，再取科目。缴纳粮米可收损耗、上交钱帛收取靡费、富人犯法则加重罚金、于盗贼处追回的赃物也可以当做“版帐钱”上缴。按照当时官方说法，对这个税种“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意思就是不同的人按不同的规矩，有多少肉膘炸多少油。
　　“月桩钱”自绍兴二年起在江南东西路、两浙路和荆湖南北路各州县征收，又叫“每月桩发大军钱”、“认发大军月桩钱”等。由地方官府每月上交朝廷。起先只是为军队开支征收的临时税种，但后来又增加各种名目，比如打官司的胜方要缴纳“欢喜钱”，败方缴纳“罚钱”等。不仅名目繁多，数额也大，后来的参知政事李光就这一税种专门批评，“此税种乃民间之重害”。

　　“经总制钱”
　　是绍兴五年开征的“总制钱”，与徽宗赵佶时代开征的“经制钱”的合称。“经总制钱”的名目非常琐细，覆盖范围极广，收取的数额也及其庞大。赵构时代“经总制钱”的岁收可以达到朝廷收入的四分之一。
　　除了这三大税种以外，还有一些附加税和很多无名的摊派，比如东南地区的附加税“预借”，就是提前征收以后的赋税，有时甚至能预借到六年以后。 一些州县的官府还借战争的机会敛聚民财，一旦战争蔓延过来，就擅自设置“军期司”，以军需的名义对民众大肆摊派。
　　在金兵掳掠、官军抢夺、官府压榨的多重迫害下，农民的生存状态濒临绝境。南宋初期农民起义次数之密集，区域之广泛，在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
　　据统计，从南宋建立至绍兴五年（1135年），先后爆发了近六十起各类农民武装事件。南宋初年的农民起义中，大都发生在江西、湖南、福建等地，江南地区各路人马主要的军事任务便是镇压叛乱。

　　日期：2017-04-26 11:56:30
　　建炎四年(1130年)四月，信州（江西上饶）发生了王宗石起义。王宗石史集中也称其为“王念经”，“以左道聚愚民至十余万”。
　　在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中，相当大比例的起义初期都借助于宗教、神道，在民不聊生之时，这种借助信仰给与希望的方式，是聚拢人气最有效便捷的途径。
　　王宗石起义后，率农民军迅速攻下贵溪、弋阳两县，队伍壮大到二十多万人。
　　赵构派神武副军都统制辛企宗率部前往平乱，累时几个月后，辛企宗毫无进展。朝廷换刘光世部前往围剿。刘世光的部下主力干将“夜叉”王德率部对农民军发起猛攻，正规军和民兵终究有些差距，起义军很快被镇压。
　　当时迫于生计，民众与官府早已对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地几乎处于“全民皆匪”的状态。

　　王德血洗贵溪、弋阳两县，扑杀二十余万人。
　　若用一个直观的画面加以表达，把这二十万具男女老幼的尸体依次排列，每人占地仅半米，总长度就是10万米，绵延100公里。坐在时速100公里的车里，你可以足足看一个小时。
　　赵构听闻后惊叹：“皆我臣民，生灵何辜。”
　　但“生灵”总要吃饭，拼命只是为了活命。
　　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面对不得不拼命的饥民，赵构乞求和平的姿态未必全是软弱。以马斯诺需求理论看，吃饱了饭以后谈历史，通常境界都会高一个层次，民族主义的“荷尔蒙”也更容易分泌些。

　　建炎四年（1130年），建州（福建南平）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建州盐贩范汝为率众起事。当时福建北部正逢严重的灾荒，四处的饥民纷纷加入，队伍壮大迅速占领建阳县。
　　九月，朝廷统制官李捧率军平叛，被击溃败后，李捧败逃。
　　朝廷采用招安的方式，应许范汝为从义郎（第四十五阶的武官）的官职。范汝为拒绝。
　　十一月，朝廷派神武副军都统制辛企宗率一万大军征讨。双方接战后，辛企宗屡战屡败。
　　当地有个候选官员叫施逵，也算个道上混的人，斡旋于起义军和官军之间。双方建立沟通渠道，在施逵的努力下，范汝为终于接受招安。
　　十二月，辛企宗授范汝为武翼郎（四十二阶武官）閤门祗候的官职，并任命他为民兵都统领。
　　但看过水浒都知道，招安只是一种缓和的手段，过于强大的自治武装对体制是个巨大的威胁。
　　范汝为接受招安后保留原有建制，与辛企宗的军队共同驻扎邵武。朝廷命令辛企宗加以节制，以调度的名义借机分散。但很可惜，辛企宗部的震慑力明显不足，终因力不从心而瓦解未遂。
　　绍兴元年（1131年）十月范汝为移军建州，再次反叛。建州守臣王俊明及下属弃城而逃。范汝为以建州为根据地分兵四出，攻占邵武、浦城等地。
　　十一月五日，高宗命参知政事孟庾为福建、江西、荆湖宣抚使，神武左军都统制韩世忠为宣慰副使，率领三万官军开赴福建“征剿”，并令辛企宗所部划归韩世忠指挥。
　　绍兴二年（1132）正月初，韩世忠从台州（今浙江临海）航海至福州后急驰建州。当时通往建州的要道，尽为农民军堵绝和破坏，韩世忠即引军抄山间小道，绕至建州东北的凤凰山。

　　初四，韩军围住建州城，以天桥、对楼、云梯和火炮昼夜攻城。农民军倚城抵抗。
　　初九，韩军趁起义军防守懈怠，深夜偷袭得手。起义军死伤过万，将领被俘五百余人。范汝为逃到回源洞自焚而亡。起义军的余部在范忠率领下继续抵抗，直到年底才在处州（浙江丽水）被全数平定。
　　韩世忠攻破建州后，欲再演王德屠城一幕。当时李纲住在福州，便亲赴建州求见韩世忠，愿以身家性命为百姓作保。韩世忠听劝，只处死起义军的部分核心成员，对受胁迫者予以遣返，对农民赠送农具，对商贾免征开禁。
　　部队撤军离开时，当地百姓要为韩世忠立生祠。韩世忠卖人情给李刚，通告民众：“是李相公免了你们一死。”

　　韩世忠模式后来被普遍采用。
　　在平定江南大规模内乱的过程中，南宋政权几乎动用了中部、东部的全部军力，其中另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岳家军，便在此期间迅速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