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7-06-10 08:30:15
　　生存环境的严酷，使人生命运充满随机性或偶然性。生死祸福，寿夭穷通，全在不可测之天。人生命运难以自主地把握，人们也不曾认真想过如何自主地把握自身的命运。 于是他们养成了另一个嗜好：爱占卦。占卦巫术方法也比较简单，有芭茅卦、竹卦卦、鸡卦、蛋卦、梳卦、米卦等，广泛运用于婚姻、丧葬、祭祀、修造，甚至出门、栽种等日常生活。在清代百苗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场景。

　　清《苗蛮图说》矛卦图茅卜法，清吴省兰《楚垌志略》载:苗人“出行无论远近，必断草卦体咎，以定行止。”每多应验，呼曰军师。”
　　总得来说，腊尓山红苗是一个纯朴而饶有古风的民族,这里也是一个具有浓厚原始民主雏形的社会。
　　日期：2017-06-10 11:14:23
　　驿道的威胁—红苗寇边
　　红苗作为苗族的一个支系发展起来,是在明万历年前后，万历四十四年贵州御史张鹤鸣曾奏：“红苗为患，蹂躏三省（指湖广、贵州、四川）”。可见当时红苗的势力已经相当强盛。从《明实录》的记载看，当时“红苗”分布相当广，人数众多；“红苗环铜仁、石阡、思州、思南四府，东连楚，西接蜀．周匝二千里有余，种类殆将千万”。
　　怎么到了明代，在湖广苗疆还有这么腊尔山这么大一块“生苗”区？我们不难看到，朝廷在这里实际上设有管理的衙门，如辰州府、铜仁府，也设有卫所崇山卫、镇溪千户所，还有朝廷任命的土司保靖宣慰司、永顺宣慰司管理，以及属下的五寨长官司、竿子坪长官司，但这些都通通形同虚设了。他们根本管不了。
　　日期：2017-06-10 11:27:50
　　腊尓山红苗崇尚武力，历朝历代都是赫赫有名的。
　　苗族有“九世仇”的观念，任何仇恨都可能延续九代，可能你已经忘了，但别人通过刻木或者植树把这个仇恨记了下来，有一点小事做引子，就会造成“打冤家”。所以外人不了解为什么苗族“睚眦之隙遂杀人”。
　　苗歌云：“月下蹋歌头上花，插柳避人为爱他。固麦呵交寻常事，我郎不怕打冤家。”这里苗语“固麦”是吃饭的意思，“呵交”是饮酒的意思。可以看出打冤家在苗家是常事，通常打冤家既是两家之间的仇恨，也是两寨之间的仇恨，任何人都必须站在自己寨子这一边，否则今后你的生命就没有保障。
　　日期：2017-06-10 12:37:08
　　后来清乾嘉年间朝廷幕僚严如熠在《苗防备览�6�1风俗上》详细记叙苗人“打冤家”之俗，非常典型:
　　非排解得宜，则雠仇不已。或强弱势悬，则植木为志，累世必报。谚云:“母苗仇，世不休”。力势既均，遂酿酒稚牛，邀集亲党执械穴斗，名“打冤家”。亲朋或数十百偕至，告以故，饮食毕，即许以捐躯，谓之“帮兵”。两兵相望，先放火枪，苗妇随后，接枪注药。放枪后，各舞长杆枪以进，不胜，则更拔短刀相接。又不胜，则匕首纽抱相截。官弃遇之，婉转调劝始散。其被伤死者，即行掩埋，不以告官;官知而往验，亦不告以葬所。两家战斗之后，计尸以相抵。除一命一抵外，多尸者为人命，则索牛马财物以偿，谓之“倒骨价”。其价则视凶手之贫富以为差，富者自三百三十两至五十五两止，贫者从四十四两减至二十二两止。其中老牛、瘦马、破衣旧物俱可抵算，盖缘苗人重财物轻生命。其主盟之人曰背箭，和处之人曰牙郎，又曰行人官。斯上者不依苗俗，必欲抵偿，则杀一人即添一仇，死者之子若孙，植树墓旁以记其恨。转相仇杀，滋蔓无已矣。

　　日期：2017-06-10 13:25:40
　　《百苗图》中的红苗　 清代《百苗图》各个版本对红苗的描述大都为打斗，即苗族的打冤家，可见红苗在统治者眼里是好斗一类的。
　　日期：2017-06-10 13:43:29
　　尽管没明王朝并没有实现对苗疆生地的那怕是间接的控制，但是有一点它是达到了，即所谓“汉不入峒，苗不入境”。所谓“峒”，即苗族聚居区；所谓“境”，即流官统治的“省地”，也就是将苗民限制在其祖居地，不能随意迁徙，外界汉人也不能随意进入其地并与之交往。这一政策对苗民在某种程度上有好处，即减少了生苗区和“省地”的摩擦，让苗民有一块以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的土地。但是，这一政策是以把苗民赶到腊尔山台地为前提的，生苗区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所需要的生存资源很难完全自给，导致了苗民的普遍贫困。

　　冦边的发生表明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生苗区的土地资源不能满足生苗生存所需，也就是说人多地少。所以从本质上乃是人地矛盾尖锐的结果。
　　明代腊尔山苗疆人口记载不详，但苗人人口增多则是确凿无疑的。“隆庆、万历以来，苗种日繁。”“除苗民自身人口增多外，移民是苗疆人口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明政府在苗疆设卫所，迁徙诸多军户，随之而来的是众多民户。洪武年间，腊尔山苗疆接受的民籍移民8.8万人，军籍移民5. 9万人。民籍、军籍移民共14.7万，占腊尔山苗疆总人口的1/5以上。苗疆的汉移民凭借自身的文化经济等优势，渐渐发展起来，不断与苗民争利。

　　日期：2017-06-10 14:56:49
　　苗疆苗民需要寻求另外的途径谋生，行劫便成了一种选择，以至于官方把是否行劫看成是区别生苗、熟苗身份的标志。而且苗疆的苗民行劫常常成群结队“出峒”到富裕地方去抢劫，朝廷将其称为“苗反”或“寇边”。
　　查阅明代典籍，总会得出这样一个印象，腊尔山苗疆的“苗患”，几乎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才刚刚报捷，平息了叛乱，叛乱又起的奏章接踵而至。苗疆苗反在明朝，见诸于史籍的就达30次。从明洪武五年(1372年)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共271年间，平均9年左右就有一次苗反。其中有的苗反延续数年之久，其“反”的频繁更高。如永乐十二年至十三年，成化十四年至十六年，正德五年至六年，嘉靖十八年至十九年等等。

　　特别是嘉靖苗变从嘉靖十九年(1540)到嘉靖三十九年(1560)前后竞然延续了二十多年。《明实录》中提到名宇的叛苗首恶，就多达数十人。而苗疆生界苗族出山袭击的范围有逐步扩大之势。向南打到严密设防的清浪卫，向东袭击了湖广行省的麻阳，甚至偷袭了洞庭湖畔的桂阳，奔袭的距离长达四百公里，而苗族几乎是入无人之境。由于这次祸乱，明廷获罪的二品高官就有好几位，腊尔山苗疆相邻的各土官无不疲于奔命。

　　而在30次苗反中属腊尔山红苗的达25次之多，占明代苗反总数的80%以上。由此可见，腊尔山红苗是苗疆动荡的主要力量。就是这种不断的“寇边”和“行劫”严重的影响到了驿道的安全。
　　日期：2017-06-10 18:5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