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7-06-12 09:13:47
　　设立之由系出于“征播”、“扼贼”、“讨杨应龙”的需要。播州，今贵州遵义。杨应龙先祖从唐乾符三年(876)入播州起，杨氏共世袭宣慰使二十九代。在明初内附。明万历十八年(1590)，杨应龙起兵。因此，偏沅巡抚是明朝在征讨杨应龙最关键时间节点设立的。
　　当杨应龙之叛平定后，仍令江铎暂驻偏沅，以便“会剿皮林叛苗”。《明事断略》述及嘉靖时曾在辰州开府设官镇压诸苗之事后称:“治苗之法，剿抚互用可也。呜呼!开府辰州，虽一时权宜，然三省苗徒不时蠢动，提督军务，必不可少。后来偏沅巡抚之设，仿此事而行之者软。”故偏沅巡抚实为针对苗事而设立。巡抚都御史傅宗龙认为贵州、湖广巡抚皆无法顾及偏沅地区，“偏沅宜更设一巡抚”。

　　偏沅巡抚的设立，既然是基于对苗民用兵的需要，其职责当然就要偏重军事方面。前述谕旨已经说得十分明白，即“巡抚偏沅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在《明史�6�1职官志》中，其规范性名称表述是“巡抚偏沅地方赞理军务”
　　日期：2017-06-12 10:31:12
　　设立偏沅巡抚的目的是为了预防黔楚交界地区出现两不管或以邻为壑的现象, 因而是一员没有确切辖区的巡抚:“驻扎沅州, 不时往来平清、偏镇之间, 经理督视, 整饬戎务, 修制器械, 简阅兵马, 催处粮饷, 振扬威武,防御贼寇。若遇进兵征剿, 移驻偏桥, 弹压运筹。”也就是说, 偏沅巡抚的驻地是在湖广省的沅州卫, 遇有战事移驻偏桥卫。
　　所以外面看到偏沅巡抚驻地漂浮不定。万历二十七年“开府偏桥镇”之记载，说明最初是设于偏桥镇的。但万历二十八年二月丙子(1600年3月16日)上谕以“远驻偏桥，鞭长不及马腹，况偏桥地僻城小，既驻总兵衙署，供亿力必不支，宜令抚臣移镇、沅州而守，巡历清、平、偏、镇，以便就近策应”，说明又改驻到沅州。而天启五年(1625)“巡抚傅宗龙奏，苗寇披猖，地方受害，乞敕偏沅巡抚移镇偏桥，勿复回沅，凡思、石、偏、镇等处稗练兵万余人”，说明有可能又回驻到了偏桥镇。故偏沅巡抚驻偏桥或沅州，应该是根据地方治安形势的变化而定的。

　　日期：2017-06-12 11:25:37
　　由于辖区地跨两省, 因而“湖广、贵州地方兵备、监军、守巡司道本官俱得统辖, 兵马俱得调遣”。偏沅巡抚只是在军事上有节制两省官兵的权力, 行政上该地区还是归各自巡抚管辖。偏沅巡抚的设置, 并没有打破贵州、湖广两省固有的省界和行政管理系统。偏沅巡抚下属的湖广辰沅兵备道, “专在靖州、铜鼓、五开、偏桥、镇远、清浪、平溪、沅州八卫并天柱等所整饬兵备, 居中驻扎, 不时往来”

　　。辰沅兵备道的辖区也是地跨湖广、贵州两省, 为偏沅巡抚的主要管辖区域, 但道员“仍听湖广巡抚节制”, 也说明辰沅兵备道是两属于偏沅、湖广巡抚。
　　明偏沅巡抚辖区，史无明确记载。据后来考证:初应为明嘉靖二十七年“湖广贵州四川总督”直辖之地，估计应含湖广常德、辰州二府，四川夔州府东部地区，四川酉阳宣抚司，平茶洞长官司，湖广施州卫，永顺宣慰司，保靖州宣卫司，靖州直隶州及贵州东部地区，并推测贵州思州府、镇远府、黎平府亦属偏沅巡抚管辖，不仅仅是“挚一州一卫”而已。
　　日期：2017-06-12 12:25:02
　　清初的一线道—卫所的荒废和撤卫并县
　　清顺治元年，当明崇祯十七年（1644），清军进入北京，爱新觉罗�6�1福临建立了全国性的政权。三年（1646）正月，清军南下入湘。次年，陷长沙、湘阴。至六年八月，清军定湖南。清朝建立后，承袭了明朝中叶以来已经制度化了的地方督抚制度，偏沅巡抚亦予保留。
　　清初入关后的年间,一直搁置云南和贵州的经营,听任南明小朝廷长期苟延残喘。顺治年利用了南明朝廷的内杠,接管了贵州和云南、但是,由于巩固中原统治的需要,不得不利用降将吴三桂镇守云南,以至于埋下三藩之乱的隐患。
　　吴三桂的反叛虽被镇压,贵州也因之残破,原先云南这个战略要地已不复昔日的意义，维护苗疆通道也不那么重要。清廷既不愿罢废贵州省而伤体面,但也不想象明廷那样动用全力维护贵州统治。这样一来,缓解一线道沉重的财政负担成为清廷的主要目标。
　　日期：2017-06-12 14:01:55
　　就这样明朝密集在湘黔滇驿道的几十万卫所屯军，就在明清换代之际无声无息的消失了，甚至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其实“一线道”卫所存在的问题由来已久，明中期就问题不断。
　　首先是屯兵逃跑，卫所的兵都跑光了，这卫所就没什么用了。

　　明中期以后，制度废弛、土地兼并加剧，大量军屯变成了私田，屯田的军户就开始逃跑。宣德八年（1433年）兵部奏称：“贵州、广西二都司所辖卫所多逃亡，淹延在外有二十年不还者”；景泰四年（1453年）称：“贵州卫所、站、堡军人往差逃亡，十去八九”；天启年（1621年）称：“连年兵乱，屯军百人难存一人”。
　　据万历三十八年六月二十,兵部复贵州抚按官胡桂芳的条陈时称 :“贵州铜仁总镇标下有兵四千九百七十三名 ,三十年(万历三十年)新增兵六百名,今云标兵仅三百数目,缘何互异 ,仍行查核 ,务要声说明白 ,勿得欺瞒。”
　　铜仁镇五千五百七十三名士兵 ,八年时间内逃跑了五千二百人,这个现象确实让人感到吃惊 。明代士兵的不稳定状况竟然达到如此程度。
　　日期：2017-06-12 15:41:15
　　明代的一线道是个十分荒凉和艰苦的地方，对当时的状况地方志和过路的文人留下了不少描述。
　　明万历年间的贵州巡抚郭子章在《黔记》一书留下了大量相关记载。如偏桥卫北一里有凤凰山，“林木苍翠如凤”。黄平县北一百里有“九里箐绵亘如书屏”。“箐”是指山间大竹林，也泛指树木丛生的山谷。新添卫“在新添卫城东二十里，洞广数丈，深倍之，前俯临涧，尚有藤萝封之，苍翠交映。其后为沉泉，清可以鉴，泉后崖最穹窿”。据(嘉靖)《贵州通志》载，龙里卫境内有“林木深阻”的光肘山和“深林巨箐”的昆阻山，贵阳周围有“深林巨箐”的木阁答山和“崇峰大箐，岚气尽晦”的南望山。在贵阳地区经常有老虎出没。时任贵州卫指挥使张任“晓勇有才略，尝遇虎据林吼，众莫敢接，任独持枪刺之”。徐霞客经过金筑安抚司境内，看到“树(木)蒙密”，“密树深箐”。他又沿贵阳东峰西行，“稍上冈头，路东密箐回环”。永宁州“地多虎，急切不得济，而委身虎吻”，“象鼻山前“虎印多，村女成群挑野菜，居民信口唱夷歌”。可见永宁州及与其同城的安南卫老虎数量庞大，当地少数民族妇女要通过高唱歌曲来吓走老虎。

　　日期：2017-06-12 17:08:37
　　恶劣的自然环境，生活十分困苦、处境十分艰难 。在这个背景下,军人的不断逃逸与流失十分普遍,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
　　士兵的逃跑往往是携妻带子举家逃回原籍,而且军官们也经常借故住在军屯之外 。天顺四年六月已未巡按贵州监察御史郭本上奏 :“窃见逃军有自首免罪之例 ,往往逃回原籍 ,既遂所欲 ,辄于所司首告复卫 ,未几仍前再逃 ,有至三次者,乞 令逃 一次 者免 罪 , 二 次 、三 次者 问断 发遣 。”士兵逃回原籍, 大部分是习惯性逃亡 ,由于第一次逃跑免罪 ,有的被遣返驻戍地后还会多次逃跑 ,所以官员才会建议对二次 、三次逃跑的士兵要治罪遣返 。

　　到了这时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对于卫所承担地方管理职能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随着有司系统的逐渐完善, 地方督抚、布按、府县等官员逐渐排除都司、卫所武职官员, 在地方事务管理中逐步取得了主导地位。同时, 也由于卫所职能逐步向州县转化。
　　日期：2017-06-12 22:10:03
　　清初朝廷不想象明廷那样动用全力维护苗疆通道。这样一来,缓解苗疆通道沉重的财政负担成为清廷的主要目标。他们罢废了明代原有的卫所建制,改军户为民户,尽力裁减贵州屯军人数,以减少财政压力，将卫所和州县尽力合并,划一了行政建制,对贵州的经营至此出现了急剧的逆转,从为了防卫的需要转为让已有的行政建制勉强支撑,并拚命从财政上力图摆脱困境 。因应卫所职能的这种变化的趋势, 顺治末年至雍正年间撤销卫所也就成为当然之举。

　　康熙雍正时代在一线道上清廷的三大措施正是对此而作:首先康熙帝罢废了明代原有的卫所建制,改军户为民户,以增加财政收入 。这件事的难处在于，明代遗留下来的贵州卫所屯军，一直享受着朝廷的军籍待遇，裁卫就意为裁废这一待遇，这对于那些有军籍的人户是一笔不小的经济损失。而且“裁卫置县”并不仅是管理机构的转换，它必然要牵连到丈量土地，清查户口、立定税额这样的财政举措。这对于大量隐匿着田产和人户的明代残留卫所而言，必然是一次重大的震荡，当时都会因此而蒙受巨大的经济压力。

　　其次在平定吴三桂后尽力裁减贵州屯军人数,以减少财政压力；
　　其三是尽力避免与贵州当地少数民族正面冲突,以减缓施政的压力。为此将卫所和州县尽力合并,划一了行政建制,还尽可能将邻省的属地特别是财政收入较为丰裕而稳定的地区,比如四川的遵义府、湖广的天柱县划为贵州省,以增加贵州省的财政收入。对贵州的经营至此出现了急剧的逆转,从为了防卫的需要转为让已有的行政建制勉强支撑,并拚命从财政上力图摆脱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