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双岛之上生擒毛文龙解往北京交崇祯发落，更是无稽之谈。双岛擒毛，凶险万分，容不得半点差池。如果不立斩毛文龙，以毛文龙在军中威望之高，义子干孙之众，必然夜长梦多，毛兵毛将群起而作乱，袁崇焕性命难保。再如，如不立斩毛文龙，如果毛文龙问袁崇焕索要拿皇帝问他的圣旨，袁如何应对?拿不出来就是矫诏（假传圣旨），这可是人臣大罪，一下子剧情逆转，袁崇焕反倒成了被告。

　　因此，一旦袁崇焕决定使用霹雳手段，毛文龙的命运就决定了。自然，五年复辽的紧箍咒也是促使袁崇焕斩帅的驱动因素之一。为了实现五年复辽的承诺，袁崇焕没有耐心等待毛文龙慢慢幡然悔悟。
　　杀毛文龙，后来成了袁崇焕的一条大罪。袁被拿后，崇祯三年六月，毛文龙养子东江副将毛承禄上书朝廷称颂其父十年血战奇功，一朝死于逆臣（指袁崇焕）之手，要求为毛文龙平反，崇祯不许。十月，又有东江游击周文煌请求朝廷给毛文龙恤典，被崇祯斥责，只是允许领埋毛文龙骸骨。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崇祯内心也不认可毛文龙所谓的奇功大捷和无限夸大的牵制作用。将斩毛列入袁的罪状，一是凑数，二是恼怒袁的擅权。斩毛之后，崇祯也追认袁处置得宜，并宣布了毛文龙的罪状。现在，再让他给毛文龙平反，等于是要他承认当初皇帝处理有错，对于无比高傲，一贯正确的崇祯来说绝对不能接受。
　　日期：2017-10-29 23:12:56
　　粜米风波
　　统一战线是政治斗争胜利的一大法宝。所谓统一战线就是最大程度的团结争取支持者，孤立政治对手，最后战而胜之。
　　从努尔哈赤七大恨起兵攻明开始，明金进入战争状态，互为敌国。当时还存在游离于明金之外的第三股势力-星罗棋布于辽东塞外的蒙古诸部。

　　明洪武元年（1368年），元顺帝妥欢帖木儿退出北京后，蒙古分化为三大集团。成吉思汗直系后裔统领的漠南蒙古，居于今内蒙古、辽东一带；漠北喀尔喀蒙古居于今外蒙古一带；漠西卫拉特蒙古居于今新疆、青海、西藏一带。当时漠北、漠西二部因相隔甚远，还基本上没有介入中原政治斗争。漠南蒙古则深深卷入了明金搏杀的大棋局之中，在历史演进伟力的驱动下，定格了各自的命运。
　　漠南蒙古部落很多，辽东蓟州边外的从西向东分别是察哈尔林丹汗、喀喇沁、炒花五大营。各有精骑数万到十余万不等，当时和明朝偶尔有零星的武装冲突，大体上维持着和平状态。每年在明廷指定的地点与明朝开展贸易，并领取明朝发放的抚赏银。抚赏银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崇祯初年总数达到五十余万两每年。
　　当时明朝把蒙古称为西夷，把后金称为东夷。总而言之，都是下贱东西，起码在口头上。当然这也是中原王朝一贯的体统，不是朱家独创。乾隆之后，中国实现了大一统，各民族都统一到大清之内，这些称号就很自然的转移到西方各国头上。
　　明金交战之后，围绕对蒙政策，明朝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蒙古势力不小，应该联蒙抗金，代表人物有王象乾、王在晋、王化贞三王。尤其是王化贞，花了很大力气做蒙古各部尤其是察哈尔林丹汗的统战工作，后来相信林丹汗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与林丹汗相约让其出兵四十万共取沈阳，没想到到时候林丹汗一箭未发，王化贞沦为笑柄。一派认为蒙古犬羊之性，反复无常，只是贪图明朝的抚赏银子，紧要关头根本指不上，对待蒙古的侵扰要迎头痛击，孙承宗就持如此态度。

　　袁崇焕是坚定的联蒙主义者。他初到辽东，就被王在晋委派和阎鸣泰一道出至边外和蒙古部落举行盟誓，共抗后金。几年下来，他和蒙古诸部的头面人物关系很熟。林丹汗的母亲死后，袁崇焕还用自己的私款送了葬仪。在出任辽东巡抚后，袁崇焕提出了完整的抗金战略，其中就有抚西夷以制东夷。他认为今日之计，明朝正和后金激烈对抗，不得不修好蒙古，就算不能为明朝所用，能够不危害明朝，就已达到目的。稳住西线的蒙古，明朝才能全力对付东线的后金。

　　袁崇焕平台召对，向崇祯推荐了原蓟辽总督兵部尚书王象乾，建议皇上重新启用其为蓟辽总督，得到批准。
　　王象乾，号霁宇，山东桓台（今山东淄博桓台县）人。是崇祯的曾祖、万历的父亲明穆宗隆庆四年（1570年）进士，资格老的不能再老，长期在蓟州一带任职，有几十年的对蒙工作经验，在蒙古地面威望很高，蒙古人都称之为王太师而不呼其名。
　　王象乾再起后，崇祯皇帝在平台召见了他，王象乾时年已八十二岁，但是精神矍铄，满面红光，声音洪亮，还能骑马，崇祯见了也啧啧称奇。王象乾的对蒙方针，以安抚为主，花钱买平安，经他手一年的抚赏银子七十余万两。
　　王象乾本次出山，时间不长，也许是老政治家看见蓟辽形势险恶，大非昔比，崇祯二年夏就告老还乡。由喻安性接任。
　　崇祯二年春，辽东边外的蒙古地区发生饥荒，蓟州口外的朵颜三十六家（隶属于喀喇沁，此时喀喇沁大营已被林丹汗击灭，喀喇沁名号转而由朵颜三十六家首领束不的继承），来到宁远边外，请求明方救济粮食。
　　此时，蓟州、辽东边外的蒙古各部都被后金收服，束不的年前也亲赴沈阳和皇太极结盟，约定共同抵抗林丹汗，同时要求后金允许他保持和明朝的朝贡关系以保证他的经济利益。因此，当束不的向明朝求援时，辽东的大部分干部不同意予以接济，因为此时后金也闹灾荒，他们认为现在束不的已经归顺后金，如果从明朝取得粮食，必然会转给后金，等于是明朝接济后金。辽东最高首脑督师袁崇焕却力排众议，坚决主张接济束不的，同意在宁远西北的高台堡与蒙古开市，蒙方用马匹、柴薪交换明方的粮食、布匹。

　　时任关内道的梁廷栋将这一情况上奏朝廷，说袁崇焕此举分明是接应东夷，籍寇资盗，误国不浅。崇祯严旨申斥了袁崇焕和蓟辽总督喻安性，要他们详加计度，如实奏来。
　　袁崇焕随即上了奏疏解释他的理由，说他是考虑到朵颜三十六家紧挨蓟州，万一为后金所用，成了带路党，引导皇太极从蓟州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因此，他才在高台堡开市。退而言之，纵然此时朝廷不接济束不的一粒粮食，能否把其所部全部饿死？显而易见，只会饿死许多百姓，如此必然刺激其完全投向后金。又引述天启二年，明军大败之时，束不的也曾用粮食接济明军，推己及人，在其受灾之时，施以援手，也在情理之中。

　　崇祯听了解释，允许袁崇焕接济束不的，但提出了条件，要严格控制数量，按照人头发放救济，不许交换粮食以外的布匹等其它违禁物资。
　　毋庸置疑，袁崇焕接济束不的的粮食，肯定有一部分流向后金，这不妨碍他战略的正确性，应该也在他的预料之内。一则数量有限，蒙古百姓首先要活命，有余粮才能给后金。二则蒙古与后金接壤而居，自然互通有无，明方的粮食在其间互相流转也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