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年后的鸦片战争，大清国被西方列强战败，被迫割地赔款，签卖国条约签到手软，但在官方文书中绝然看不见议和、求和等有辱天朝体面的字眼，满纸是诸夷求抚等词语，人倒了，但架子不倒。

　　明朝君臣为什么反对和后金议和？
　　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虚骄心理。
　　首先，明朝方面用历史的眼光看变化的世界，女真臣服大明两百多年，本来应该继续乖乖的臣服，直到永远。现在竟然公然称帝，纵兵伐明，攻城略地，完全是犯上作乱，罪不容诛！明朝怎么能同它议和?同后金议和，就意味着明朝示弱叛夷，纵容作乱。
　　其二，明朝方面认为后金没有资格同明朝议和。明朝两百年间，先后同北方的蒙古势力多次讲和，舆论并没有太大的波浪。因为在明朝方面看来，蒙古是元朝之后，明朝的天下取自元顺帝。蒙古首领，无论是也先、俺答还是林丹汗，虽然退出中原，但仍然和明朝皇帝有一种平等关系。他们与明朝讲和后，接受明帝册封，向天下表明顺服明朝，显然是明朝外交上的胜利。
　　后金则不然，尽管他们宣称是金国皇帝的后代，但那已经是四五百年前的老黄历，当时的荣耀经过五百年岁月的冲刷，已经没多少人在意了。人们看到的是从明朝取代蒙元成为中国王朝的法定代表之后，东北的女真一直是明朝皇帝的臣民，贬义来说就是奴才。如今奴才居然要和主人分庭抗礼，是可忍孰不可忍？

　　最后，努尔哈赤建国号为金，很自然的让人联想起五百年前雄踞北中国的金朝，马上又会把明朝与当时和金国分据南北的南宋联系起来。自然靖康之辱、缅颜称臣、岁币纳贡等赵家皇帝种种不堪之事立时浮现出来。于是，朝野上下义愤填膺反对议和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袁崇焕议和，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
　　袁崇焕为什么要议和？
　　到天启末年，明金双方在辽东已经开战近十年。后金处于绝对优势，后金咄咄逼人，明朝节节败退，最后在孙承宗、袁崇焕的苦心经营下，顽强守住宁锦一线。在短期内，明朝不具备反攻的实力。因此，袁崇焕试图通过议和来争取时间，以训练军队、修筑城池，积蓄实力。所以从本质上讲，袁崇焕的议和是一种进攻的辅助手段。
　　再从议和的条件上看，袁崇焕一直坚持后金方面必须退出侵占的辽东地盘，回到努尔哈赤攻明之前的地界。即承认努尔哈赤父子统一女真各部的既成事实，但要求后金把侵吞明朝辽东土地原物奉还。第二，要求皇太极把他掳掠的辽东汉人全部送还明朝。如果皇太极答应这两个条件，就意味着他把努尔哈赤父子十年来攻伐明朝的成果全部吐出来，这是他不能也不敢接受的。仅此两条就决定了，袁崇焕的议和是议而不和，拖而不决。

　　至于其他的去帝号、奉正朔、铸印封王都是枝节问题。这些面子上的东西，并不是皇太极所看重的。作为实用主义政治家，皇太极只看重地盘、臣民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

　　第一次议和，从天启六年十月初一李喇嘛沈阳烧纸开始，到第二年四月，双方停止互派使者结束，前后半年多。五月的宁锦之战直接宣告两国又进入战争状态。
　　袁崇焕辞官回乡后，皇太极仍然念念不忘议和，不断给毕自肃、满桂、祖大寿等人投书，想继续议和，并无回应。
　　崇祯元年袁崇焕复出后，皇太极派人慰问，两人再续前缘，接着议和。
　　这次议和从崇祯二年正月，皇太极写信给袁崇焕开始，直到当年七月为止，前后也是半年多。
　　谈判的焦点还是归还辽东和遣送辽民两个问题。袁崇焕坚持皇太极纳地还人，皇太极则坚决不还。皇太极恼怒地说，辽东地方是他力战攻取而得，不是明朝恩赐给他的。进而对明朝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众人之天下也。天赐与谁，则谁得之。话外之意，不言自明。

　　袁崇焕则没有动气，反过来劝皇太极扪心自问，以副天心。并说天之心即皇太极之心也是他之心。两国兴衰，均在于天。十载军旅，欲一旦罢之，非三四人及三言两语所能了结。让皇太极再三思。
　　皇太极见袁崇焕口惠而实不至，嘴上谈和，手上练兵修城，存心不善，再不和袁啰嗦，暗地准备绕道入边。
　　第二次议和就此结束。
　　袁崇焕谈到辽东实务时说过“从来局外眼明，局内心苦，”议和正是如此。
　　袁的议和立足于明金军事实力对比，着眼于争取时间，积蓄力量，谈判中坚守原则底线，道义上光明、策略上明智、手段上灵活，其实是对明朝相当有利。但在其和身前身后遭来无数非议，后来也成了他的罪状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一向坚决反对同后金议和的孙承宗，在崇祯四年大凌河之败后引咎辞职时，给崇祯上的蓟辽事宜十六款中，一改往日态度，提出借讲款为名，乘时治兵的策略，与袁崇焕的议和并无不同。
　　日期：2017-11-01 23:10:38
　　入援功罪

　　袁崇焕身遭奇祸的直接诱因是己巳入援，在这短短一个月中，迷雾重重， 争议不绝。袁崇焕有彪炳青史的伟烈，也有壮士扼腕的疏漏，其悲壮处正如嘉靖朝名臣海瑞在读到方孝孺《临麻姑仙坛记》时所言 “追念及之，可歌可泣。”
　　后金会不会绕过辽东，从蓟州突破，其实是一个老话题。明朝的北方边防，东西数千里，毕竟不仅仅是辽东。早在天启四年春，就有传闻，后金要伪装成蒙古，从蓟州潜入明边。孙承宗在奏疏中作了分析，认为不可能。理由是一来蒙古和后金当时并未合流，后金大军借道蒙古地盘，后者未必同意，二来后金越界千里入犯明边，其后勤如何供应，后路如何保证。袁崇焕在天启六年六月也就后金越界入犯问题做过分析，他认为努尔哈赤用兵三十年，一向稳重，断不会如此冒险。至于原因，和孙承宗所提到的相仿，也是代善、莽古尔泰劝阻皇太极时提到的，是一般军事常识。

　　到了崇祯元年，皇太极收降蒙古诸部后，明朝的地缘形势骤然恶化，袁崇焕明锐地感觉到后金越界而攻的危险性正大大增强。在万里赴召途中，给崇祯的奏本中已经提到察哈尔敖汉、奈曼归顺后金后，宁锦前矛尽撤，失去了战略缓冲。十月，又提醒朝廷蒙古西部无存，明朝独自承当后金的军事压力。如果后金和喀喇沁勾结，协同入犯，则明朝东自宁前，西自喜峰口、古北口处处危险，为祸更烈。为了拉住蒙古，袁崇焕不惜顶着巨大压力，在朵颜部遭到灾荒时，同意接济其粮食，以自己的政治前途为赌注，做了最后的努力。

　　崇祯二年，袁崇焕又连上两道奏疏，请求朝廷加强蓟州防务，防备后金进攻，但是没有引起明廷的足够重视，并无实际行动加强蓟州防务。九月，袁崇焕直接派出谢尚政率领一支人马协防遵化，顺天巡抚王元雅认为并无敌情，袁崇焕纯属多此一举，命谢尚政打道回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