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周公旦为“献主”外，《耆夜》中的宴会程序还有不少地方不合传世礼书，如按《礼记》关于“燕（通宴）礼”的说法，武王就不该给献主周公旦酬酒，而《耆夜》中的武王却酬了。不但礼仪，《耆夜》中武王、周公等人赋的诗在学界也争论很大，有些学者认为其中很多字句不太合西周时代背景和宴会气氛。所以学界不少人认为，《耆夜》并不是周初史事的原始记录，而是战国时期人根据西周中后期的一些资料写定的文章。当然《耆夜》中那些礼仪、文学方面的事情咱们就不细说了，只说说该篇中的历史事件问题，那就是“伐黎”这件事。我们前面说过，汉代人所写的《尚书大传》、《史记》等书都认为伐黎的是周文王，上世纪90年代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古简《容成氏》一文也说文王所伐九国中有“黎”。怎么清华简《耆夜》中又有“武王伐黎”的说法了呢？这伐黎的到底是文王还是武王呢？

　　其实关于伐黎的主角，宋代就有人说是武王了。不过宋人说伐黎者是武王的理由，和他们认为文王并未受天命称王的理由一样，都是所谓的“君臣大义”。他们的意思是，文王“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犹服事商朝，黎国是商朝西方百余公里的子姓之国、西部屏障，文王怎么会不遵臣道而伐黎国呢？《尚书·西伯戡黎》篇写西伯伐黎后商人非常恐慌，至德的文王怎么可能这么“逼君”呢？所以宋人以为《西伯戡黎》中的“西伯”必须且只能是武王啰！宋人“武王伐黎”的说法后来也被元明时期编辑伪书《今本竹书纪年》的人采纳，列在该书之中。当然宋人认定“武王伐黎”的理由我们近现代人看起来是非常迂腐的，所以清末以来支持“武王伐黎说”的学者很少。可就在“文王伐黎说”在当代成为主流说法后，偏偏出土了《耆夜》这篇战国古文，上面有“武王伐黎”的说法，一时间搅得学界纷纷扬扬。

　　日期：2017-11-09 20:46:57
　　伐黎的到底是文王还是武王呢？现在看来，“文王伐黎说”是不能轻易否定的，因为传世汉代文献和出土资料战国竹简《容成氏》都认为文王曾征伐黎国，这是双重证据。但是“武王伐黎说”同样有出土战国竹简《耆夜》的支持，也不能简单抹杀。战国时人虽然喜欢“托古言志”，但他们“言志”所依托的事件或背景，往往还是真实的，或者说是被当时人普遍认为是真实的。比如前面笔者曾提到清华简《保训》，该篇是用文王临终给武王留遗嘱的形式来引出并推销儒家的“中”道观念；儒家的很多观念商末文王时不一定有，但是文王死在周国、临终前曾给武王留过遗嘱的事情肯定是战国人普遍认同的史事，否则你一篇文章开始的背景就被时人认为是虚假的，大多数人就不会再继续看下去，你的儒家观点还怎么广泛推销？《耆夜》也一样，虽然它主要是讲“伐黎”后的庆功宴的，“伐黎”只是庆功宴的背景，但这个背景要是被当时人认为是违背历史的，后边也就没人看了。所以从逻辑上推论，“武王伐黎”应该是战国时期多数人相信的史实。

　　除了逻辑推理外，从西周金文也证实，《耆夜》一篇中蕴含着真实的历史成分。前面讲《耆夜》庆功宴的参宴人员时我们介绍过，作者称毕公高是此次宴会的主宾。这一点，就能证明该篇的作者不是瞎编，是有一定依据的。西周初期青铜器献簋的铭文记载，周代楷国国君楷伯的一个叫“献”的臣子，曾跟着楷伯一起朝见周天子受到奖赏，因而他在铭文最后告诫子孙说，过十代人也不能忘记自己是在毕公之家服务才得到这个荣誉的。从献簋铭文可以推知，楷国一定是毕公高的后代所建的国家，所以楷伯的臣子“献”才说自己是在为毕公家服务。不过这楷国位于哪里呢？2006年，考古工作者在今天山西东南长治市黎城县发现一处西周墓葬群，其中一座墓出土的青铜鼎、青铜甗上都带有铭文，铭文显示墓主人是楷侯的“宰”官，说明黎城这处墓葬群属于周代楷国贵族墓葬群。但楷国在传世文献上并不见，唐太宗李世民四儿子李泰编写的《括地志》则说，黎城是周代黎侯国的地盘。山西学者从音韵学考证，古代皆、黎、耆等字同音通假，所以西周金文中的“楷国”即文献中的周代“黎国”。我们前面已经证明西周金文中的楷国是毕公高后代的封国，楷国既然是黎国，就等于说西周黎国是毕公高后代的封国。但为什么毕公高的后代会被封在黎国呢？其实看了《耆夜》就清楚了，毕公高在武王伐黎的庆功宴上被当做主宾，说明他应该是伐黎的统帅或者立功最多最大的功臣，论功行赏的时候，武王把黎国封赏给毕公某一个儿子也就顺理成章了。这证明《耆夜》的战国作者历史学得很不错，对西周黎国的来历还是清楚的，知道西周黎国是毕公高之后。既然《耆夜》的作者说毕公高是伐黎主将或功臣这点是对的，那么他说毕公高是在武王时期伐黎立功的，应该也有一定可信度，所以“武王伐黎说”应该也是不错的了。

　　既然“文王伐黎说”有证据支持，“武王伐黎说”也有一定证据支持，那么笔者只能说，很可能历史上文王、武王都征伐过黎国也未可知。当然武王为什么伐黎我们已经不清楚了，猜测一下，也许是因为文王伐黎时并没有灭掉黎国只是将它征服，后来武王时黎国又反叛了的缘故。想来，武王伐黎应该和父亲文王一样，也是打着替商朝平叛的旗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