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8-02-11 11:2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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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皇权体制下的郊祭、军礼等作为天命政权的法定礼仪，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更是所谓的真命天子所享有的特权—古代礼仪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祭祀天地，诸侯则只能祭祀其封地范围内的名山大川，郊祭因而成为皇权的象征。
　　今天看来，在那种君权神授的天命时代，最高统治者事实上同样具有生老病死的凡人属性，很多天子在位期间被权臣所操纵，乃至于被随意废立甚至弑杀，即使那些能够自行杀伐决断的强势皇帝，他们在祭祀活动中所奉献的各种牺牲用品也大都是被焚毁烧掉，天庭神灵能否真正享有到这些来自凡间的致敬与答谢，答案其实不言而明。但是根据当时的技术条件和人的认知能力推测，古人在一般情况下确信具有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存在，那些帝王将相们即使能够看透其中的谎言，但是举办这种感应天庭神灵的祭祀仪式则是持续不断强化着君权神授的法理意义。他们或者是在这种庄严肃穆而神秘的礼仪活动中受到洗礼、感染，最终完全把自己臆想成为来自天庭神灵的使者。

　　作为蜀汉最高国家元首，后主长期以来始终是各种教化礼仪的核心与灵魂，他比其他多数人都能更深刻地理解“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基本政治纲领的完整内涵，和“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对于蜀汉天祚社稷的重大意义。古人“一个天下”的世界观即意味着“天无二日、地无二主”的基本政治局面，“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因此既有高度统一的法理含义，在哲学上更有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期间没有任何可以折衷的模糊地带。蜀汉政权既然受命于天而延续两汉之大统，则执政者就只有旗帜鲜明、义无反顾地按照上天旨意，矢志不移地讨伐摧毁那些穷凶极恶、谋图僭越的逆乱势力，谋图实现汉室复兴、江山一统的政治理想，才能奠定“惟神飨祚于汉家，永绥四海”的法理地位，即所谓的“汉、贼不两立”、“王事不偏安”。否则便是苟且偏安，政权也将因此失去法理基础。

　　蜀汉前期的整体局面，是在刘备、诸葛亮的教化、渲染之下，益州全境沉湎在兴复汉室的梦想与期待之中，无论是刘备当年开疆拓展、攻取汉中还是诸葛亮兴师北伐，巴蜀儿女为了同一个光荣与梦想而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缪力征伐、激昂奋进，益州境内人不分客主、地无论南北，“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在诸葛亮执政后期，蜀军兴师动众、无岁不征，但是巴蜀民众“虽劳不怨，虽死不忿”，乃至于在诸葛亮去世近半个世纪之后：“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

　　从蜀汉政权早期政治实践中看，蜀汉奉行“嗣武二祖、龚行天罚”的政治纲领其实未必意味着军方必须要时常用兵、无日不战。作为政权开创者，刘备、诸葛亮当年在加紧备战、致力征伐的同时，事实上也都在审慎把握着讨伐与休整、战争与和平的节奏。诸葛亮后期因为痛感时不我待，战争节奏明显加快，但他的军事思路则是：“且以闭境勤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后伐之，可使兵不战民不劳而天下定也。”蒋琬在执政后期奉行现实主义中间路线，其战略意图也正是蓄存实力，伺机而动，雷霆一击。从这个意义上说，“闭境勤农、育养民物”不仅符合“嗣武二祖、龚行天罚”，而且这种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休整和蓄积是“奖率三军、北定中原”的基础和前提。问题的关键点不在于战与不战，而是在于不战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为了最终的战赢，还是为了苟且偏安—蜀汉中后期的局势演变正在于此。从史料呈现出的局势变化推断，到了费祎执政时代，蜀汉政治的社会舆论发生了严重偏转，在奉行现实主义中间路线的过程中，随着执政者的引导教化，其主流思想从先前在理想信念驱使下近乎狂热的火热激情而逐渐回归于现实生活的淡然与沉寂，执政者则从蒋琬时代的现实主义中间路线逐步脱变为军事上的日趋保守、政治上的绥靖苟安。大将军费祎虽然囿于蜀汉法理和政治原则而无法阻止姜维对外用兵，却在出战规模上予以严格限制，乃至在北方发生政治剧变—高平陵事变的背景下，“天下有变”的态势终于到来，而蜀汉方面的军事反应仍然仅仅流于形式。不足万人的北伐征战，无非是进入魏境虚晃一招，匆匆走个过场。其实际作用已经完全不是对敌作战，而仅仅是对于内部的舆论有个交待。

　　此时，已经见不到蜀汉执政者关于天命正统的宣扬与昭示，更多则是基于现实主义的消极与懈怠：“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徼幸而决成败於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什么理想信念、远大抱负，还是等等再说。往前的事情就交给后人去做，我们就这么得过且过、听天由命！
　　曾经鼓舞和激励一代巴蜀志士同心戮力、舍生忘死、誓志北伐的基本政治纲领和军事路线，此时虽仍然具有明确而毋庸置疑的政治正确，但是“武嗣二祖，龚行天罚”已经变成一句毫无实际意义的空泛口号，“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则裉变为一面苍白无力然而又不能轻易放弃的旗帜。由于执政者高举轻放，所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些标志着政权属性、曾经深深铭刻于蜀汉官民心中的重大政治原则也逐渐成为遥远的记忆，变成在政治上绝对正确、与现实生活毫不相关、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是为了维持治理又不得不时常提及的繁文褥节，说起来高尚至伟，听起来虚假空洞而乏味，执行起来则变成那种冥顽不化、偏执顽固、明知不可而为之的不识时务之举—这便是蜀汉晚期的姜维北伐。

　　随着政权理想信念的消解，维系蜀汉内部众志成城、缪力同力、激昂奋进的精神支柱随之崩塌，政权因此失去了道义和法理的基本意义，甚至变成一种可耻的欺骗与伪饰—这便是愤然书写标语予以诅咒、此后又极力劝降的谯周。
　　蜀汉大学士、光禄大夫谯周，他自幼醉心于学问而并不关心仕途经济，他在劝降之后也从未因此向晋庭方面邀功请赏。谯周不是那种贪图浮华、卖主求荣的小人，他曾经在早年经苦心孤诣地搜寻典籍以支持先主即位，后来则对现政权予以愤然诅咒，并在最后时刻挖空心思地诱导、劝降天子，其前后之迥然差异实则不是谯周本人的立场观念发生了变化，而是蜀汉内部的政治局面发生了重大偏转。刘备、诸葛亮当年坚持“汉贼不两立”的政治原则，立足益州谋求“嗣武二帝、龚行天罚”，因而得到包括益州本土民众在内各方志士的支持拥戴，各地投奔者纷至踏来，遇到重大战事，境内近乎全民皆兵，扫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然而随着绥靖苟安局面的出现，这种与法有背、与理无据、与道不义的社会现实让很多人尤其是让益州本土士人普遍感受到了蒙蔽和欺骗：你们这些政治人物当初进入益州时宣扬得多少冠冕堂皇、伟大高尚，所谓的“嗣武二帝、龚行天罚”，所谓的“汉贼不两立”、“王事不偏安”，所谓的“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所谓的“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所有这些都曾经让人确信无疑、激情倾尽，所有方面都曾经为之赴汤蹈火、舍生忘死，所有的牺牲与奉献如果全然是为了理想和信念也都各得其所、无怨无悔。然而为有牺牲多壮志，成败都付尘与土。原来这一切都是虚假而空泛的政治口号，你们这些人无非是以天祚之名而行割据之实，你们的最终目的竟然也是为了抢占地盘、苟且偏安、瓜分益州人“蛋糕”而已…

　　只有准确把握晚期蜀汉的社会舆论生态变化，才能完全理解益州士人对于政权的激愤与诅咒，以及后主最终作出不战而降的无奈选择。这是费祎遇刺十年之后的事情，具体情形后面详述。现在再回到公元253年的费祎遇刺案，则完全可以厘清事件背后的逻辑关系。后主与大将军费祎所具有发小般的亲切情谊以及他们之间的儿女亲缘，所有这些都无非是私人常情，而费祎所奉行绥靖苟安的军事保守主义路线则严重影响到了蜀汉的立国之基、执政之本，蜀汉天子毫无疑问对此有着极端清醒的认识。此事显然涉及到江山社稷之大事大节。期间，后主曾经通过提升主战派姜维（迁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平衡内部的军事保守势力，但是姜维在军事上仍然处处受限，甚至在天下有变时仍然无所作为。因此到公元251年的某个时段，蜀汉朝堂已经开始了某种密谋，这才有了“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这个“成都望气者”显然是泄露了风声。费祎于是紧急离开成都而屯驻于汉寿。后主“命祎开府”，予以安抚，紧接着便采取了断然行动。

　　蜀汉中后期从现实主义中间路线进一步沦为政治上的绥靖苟安，其社会舆论的偏转又涉及到另外一个宏大课题。还要从蒋琬时代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