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8-05-01 21:11:04
　　晚清守旧氛围浓郁，保守的儒家士大夫基本掌握了舆论话语权，连执掌中枢的恭亲王都在改革问题上频频碰壁，被弄得灰头土脸。李鸿章大力提倡工商业，等于在挑战中华上下五千年来以农桑为立国之本的“祖宗成法”，实在是胆大包天。
　　当然，富于政治手腕的李鸿章不会强行硬上。他牢牢把握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将“制夷”设定为所有改革动作的总路线、总方针、总基调，力图与强调“夷夏之防”、重视民族文化独立性的顽固保守势力求同存异，最大限度减少改革阻力。但他万万没想到，就在自己紧锣密鼓地筹谋推进工商业发展时，保守派冷不防在背后捅了军工企业一刀。
　　日期：2018-05-01 21:12:12
　　1872年初，内阁学士宋晋上奏，建议福州船政局停止造船行动，理由有三点：
　　一是造船“靡费太重”，福州船政局自开办以来，耗资逾300万两白银，已经超过了当初的预算；
　　二是“名为远谋、实同虚耗”，如此巨额投入，目的是“自强”和“御侮”，即与列强的坚船利炮相抗衡，避免鸦片战争重演，但造出的船艇较之“外洋兵船多有不及”，不仅不能“制夷”，反而还可能引发外方猜忌；
　　三是造船的费效比极高，但造出的船只没啥用处，打洋鬼子力有不逮，用于巡捕海盗则“外海本设有水师船只”，等于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朝廷财政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还挤出巨款造这些浮在水面上的大玩具，“殊为无益”。同时，他也指出江南制造总局的情形与福州船政局类似，请中央敕令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停止造船。
　　PS:内阁学士为明、清官制之一，品级为从二品。内阁名为清代最高权力机关，但实际上仅负责传达皇帝谕旨、公布文告，实权被军机处掌握。

　　日期：2018-05-01 21:14:47
　　宋晋的建议，在当时确实具有一定代表性，清政府也不得不重视他们的意见。但是，考虑到造船一事牵涉到李鸿章、左宗棠、沈葆祯等封疆大吏，且船政局“创始甚难，即裁撤亦不可草率从事”，所以将宋晋的奏折转发李、左、沈三人征求意见，要求他们通盘筹划，回答“现在究竟应否裁撤，或不能即时裁撤，并将局内浮费如何减省以节经费，轮船如何制造方可以御外侮”等问题。
　　福州船政局，是由左宗棠发起创建的。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呈报《议筹机器雇洋匠在闽罗星塔设局试造轮船以重国防而利漕运折》，对创办船政局进行了初步构想，计划花费5年时间、300万两白银，使中国工匠学会造船技术、冶铁技术、航海技术、驾驶技术、测绘技术，一劳永逸掌握全套造船工艺。
　　1866年9月25日，左宗棠正忙于筹办船政之时，清政府突然下令让他接任陕甘总督，赴西安镇压“陕甘回乱”。左宗棠只好推荐沈葆祯为船政大臣，接手船政局筹建工作。沈葆祯依靠个人威望和政治权威，摈除一切阻力，强势推进船政局建设，至1871年底，已建成6艘木质轮船，最大者150匹马力，排水量1258吨。
　　19世纪的军舰，是尖端科技和工业技术的集中体现，只有世界强国才具备研制、生产和维修大型水面战舰的能力。恩格斯说，“现代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而且同时还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是一个浮在水上的工厂”。
　　19世纪的轮船制造技术，又处于一个不断发展、逐渐成熟的动态演进过程。
　　1802年，蒸汽机第一次被安装在木船上；1837年，英国造出了可以在海洋上安全行驶的铁壳轮船；1879年，第一艘钢制轮船试航成功。这些舰船甫一出现，均带有试验性质，技术和性能均很不稳定，用了相当长时间才被全世界所接受。1866年的左宗棠，对各国轮船技术进行了一番比较，认为“各国师匠争新斗巧”，新式轮船层出不穷，“有明轮、有暗轮、有木底、有铁底”，经过综合权衡，他将技术比较成熟的暗轮木底舰船作为船政厂的建设目标，并为沈葆祯所继承。

　　可以想见，由于对轮船制造业日新月异的发展缺乏预见性，加之中国造船业草创伊始，所造轮船成本费用高企，质量远不如西方船只“坚实精利”。从财政角度看，“造船不如买船”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后发的大清帝国想要赶超列强，创建自己的轮船工业更是现实需要。
　　日期：2018-05-05 20:43:41
　　就船政局继续兴办还是立时裁撤的问题，沈葆祯和左宗棠均上折，对宋晋的言辞进行了全面反驳，认为向西方学习轮船技术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绝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半途而废。
　　李鸿章则是写了一封长篇奏折，开篇首先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极其复杂严峻性，认为中国想要自立自强，“诸费可省，惟养兵设防、联系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而后，他又解释船政等军工企业在起步初期阶段，一切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开支较大属于正常现象，日后造船越多、单位船只的成本将会逐步降低，讲得有理有据有节；再者，他认为缓解财政压力的根本之策，不在于停造军舰，而是在于大力建造商船，并设立民用运输企业来赢利，这样不仅不会赔钱、而且还会赚钱。

　　李鸿章、左宗棠、沈葆祯三人的观点高度一致，态度异常坚决，使得摇摆不定的中央政府吃了一颗“定心丸”。加之以恭亲王为首的总理衙门也在背后推波助澜，认为三人虑事周详、任事果毅，造船事业“不可惑于浮言，浅尝辄止”，这场关于学习引进西方技术的又一场重要争论才告一段落。
　　在事关造船事业存续的危机中，李鸿章借助反对者提出的财政问题反戈一击，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求富”的观点，借力打力的技巧炉火纯青。半年后，他一手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引导洋务自强运动由重工业、军工业向民生领域渗透，中国近代工业终于开始了艰难转型。
　　从轮船招商局开始，李鸿章接连创办了开平矿务局（1878）、天津电报总局（1880）、上海机器织布局（1882）、热河平泉州铜矿（1881）、漠河金矿（1888），于1881年建成中国自己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
　　PS:1862年，为了挽救清政府于危亡，李鸿章引导中国近代工业率先在造枪、制炮等重工、军工领域萌芽发展，违背了工业发展先轻工业后重工业、先民用产业后军事工业的客观规律，相当于在沙滩上盖高楼，重而无基。10年后的1872年，军工发展先后遇到资金、技术、能源、人才、原材料、经营管理等多种问题，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只好又掉过头来发展航运、纺织、煤炭、冶炼等民用基础工业。这种本末倒置、逆向发展的模式，是特定历史环境造成的弊端，也是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典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