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8-05-06 20:46:51
　　系列成绩取得，并不是一帆风顺，一路上有着数不尽的刀光剑影和艰难险阻，堪称步步荆棘。
　　在开平矿务局之前，李鸿章创办的河北磁州煤铁矿（1874）、湖北广济煤铁矿（1875）和荆门矿务总局（1878）先后倒闭；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之后，左宗棠的兰州织呢局因经营不善关门（1884）；在漠河金矿组建前后，有一直赔钱的云南铜矿和停办的山东淄川铅矿（1892年）；1885-1887年，李鸿章谋划中美合作开设银行，遭到英、法、德等国和地方实力派的坚决反对，金融改革最后胎死腹中。

　　洋务自强运动中，争议最大、推进最难、牵扯最深的工业建设项目莫过于铁路。
　　早在1868年，李鸿章就在奏折中提议修造铁路，结果石沉大海；1871年1月，他在《遵议日本通商事宜片》中再次建议修铁路，继续石沉大海；1872年，俄国出兵侵占伊犁，他借机提出改“土车为铁路”的主张，因阻力太大未能施行；1874年，在海防塞防大争论时又呼吁修铁路，据清史稿记载，此提议“不果行”；1875年，同治皇帝驾崩，李鸿章借赴京奔丧之机，向恭亲王和军机大臣文祥当面汇报工作，“极陈铁路利益”，恭亲王称“无人敢主持”，李鸿章请上奏两宫皇太后，奕䜣表示“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

　　李鸿章撞了南墙还不死心，1876年处理英商怡和商行擅自在上海修造铁路问题时，又一次呼吁清政府自修铁路，无果；1876年，鼓动福建巡抚丁日昌上疏建言在台湾修铁路，后因经费短绌而中止；1879年在开办开平煤矿时，专题上奏提议修建唐山至胥各庄段铁路以便于运煤，被廷议驳回；1880年12月，委托淮系将领刘铭传上奏建议修铁路，在朝廷上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最后朝廷颁布上谕，认为铁路有种种弊端，“断不易开…刘铭传所奏，着无庸议”。

　　日期：2018-05-06 22:10:26
　　一次一次的挫折打击，激发了李鸿章内心中的桀骜之气。
　　他眼见政府内部的思想认识根本无法统一，决意“虽万千人吾往矣”，果断地把生米煮成熟饭。1880年，他完全按照铁路的承重标准，在唐山至胥各庄修建了一条“快车马路”，全长约10公里。修筑铁路的中外工程师们用废旧物资拼拼凑凑，制成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中国火箭号”，欢快地驰骋在直隶大地上。
　　然而纸包不住火，当北京城里的言官、清流获悉“快车马路”实情后，弹劾李鸿章的奏折如雪片般飞入皇宫。清政府顺应“民意”，严令禁止唐胥铁路使用蒸汽机车，只能采用驴马。一时间，中外铁路史上的奇观出现了—一头头毛驴居然充当了铁路的“火车头”。
　　围绕着唐胥铁路的存废，洋务势力和保守势力展开了一次大对决，李鸿章使尽了浑身解数，力图说服满朝文武接受既成事实。经过几个月的辩论抗争、分化聚合、台下博弈，双方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沙皇俄国为李鸿章破解了僵局。为了应对俄军来自海上的威胁，慈禧太后考虑到必须确保北洋舰队的燃料供应，终于网开一面，允许蒸汽机车重新“上岗”。
　　ps:1880年，围绕伊犁归属问题，沙皇俄国和清政府形成实质上的军事对峙，俄国军舰自海参崴南下对中国东部沿海实施武力讹诈，北洋舰队进入一级戒备状态。为了防备俄军的海上威胁，必须确保北洋舰队的燃料供应，而唐胥铁路堪称北洋舰队的“输血管”。
　　日期：2018-05-07 20:27:45

　　1883至1885年，关于继续修建铁路的争议再起。李鸿章赤膊上阵，与都察院左都御史奎润、太仆寺少卿延茂、内阁学士徐致祥等人进行了激烈辩论。最后，迫在眉睫的中法战争成了李鸿章的助力。光绪皇帝生父、醇亲王奕譞考虑到战争需要，允许将唐胥铁路延长至阎庄，改称唐芦铁路。
　　1887年，李鸿章进一步获得准许，将唐芦铁路延伸，经芦台、塘沽、直达天津，称为津沽铁路。
　　1888年，李鸿章趁热打铁，提出将铁路由天津修至通州，直抵北京近郊。
　　此议一出，“举朝骇然”，大学士承恩、尚书徐桐、翁同龢、奎润、阁学文治、学士徐会沣、御史余联沅、洪良品、屠仁守等人云集上奏，指出津通铁路会使京城门户洞开、洋人“朝夕可至”，痛斥李鸿章心怀叵测，简直是“里通外国”的卖国贼、大汉奸、大走狗。在沸沸扬扬的一片骂声中，慈禧太后率先垂范，接受了李鸿章“上贡”的火车，在中南海修了条长约1.5公里的小铁路，用实际行动为铁路建设“背书”。随后，慈禧太后又下令沿海沿江将军督抚对铁路建设各抒所见，两广总督张之洞揣摩上意，从发展经济的角度着手，提出缓修津通铁路（天津—通州）、改修卢汉铁路（卢沟桥—汉口），使得讨论的风向一下子由“要不要修铁路”转到“应该先修哪条铁路”上，关于是否修铁路的争论最终尘埃落定。

　　从1865年总税务司赫德首先建议修铁路开始，在李鸿章等人的不懈努力下，经过20多年的兜兜转转，修筑铁路终于成为大清帝国的基本国策。
　　日期：2018-05-07 20:30:21
　　如果说在“修铁路”上，体现了李鸿章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狠劲；那么，他在筹建北洋水师一事上，充分展现了一名老辣政治家的权谋机变和不折手段。
　　1874年，日本以船民在台湾被土著杀害为借口，悍然发兵侵台，传闻还出动了两艘铁甲舰。清廷没有相应的海军实力，只有打碎牙齿往肚里吞，施行所谓的羁縻之术，以支付50万两“补偿款”为代价来换取日本退兵。
　　日军侵台事件，给了清政府巨大的刺激，统治集团内部迅疾展开了海防政策大讨论。通过对各类意见进行归纳总结，总理衙门形成了一份奏折、两个清单和一份附件，将南、北洋海军建设提上重要议事日程。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也马上行动起来，说服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祯将清政府支持建海军的款项统交北洋使用。
　　在晚清督抚专权的大环境下，地方保护主义氛围极其浓郁，省与省之间界限分明，各位地方大员对自己的地盘和财政也看得特别紧。1863年沈葆祯任江西巡抚时，连举荐他的恩人、两江总督曾国藩的面子都不卖，将江西原本为湘军提供的漕折银、洋税、厘金等军饷一律停止，以至于湘军“欠饷多者十五个月、少者七八个月”，部分部队只能煮粥度日。当年的沈葆祯是曾国藩的直接下属，就敢公然与曾大人叫板，现在的沈总督与李总督平起平坐、互不统属，李鸿章想让沈葆祯“割肉”，无异于于虎口拔牙。

　　为了逼迫沈大人就范，李鸿章“三管齐下”：
　　一是挟之以恩。李鸿章对沈葆祯有恩。1874年沈葆祯作为钦差大臣赴台湾解决日本侵台问题时，李鸿章主动将淮军精锐武毅铭军13营、6500人归其调遣，给了兵微将寡的沈钦差雪中送炭般的坚定支持；1875年沈大人能够走马上任两江总督，李鸿章也在幕后出谋划策，并广泛发动自己的人脉摇旗呐喊、疏通关系，为其提拔使用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是动之以情。沈葆祯主持福建船政局工作多年，通过自制和进口相结合，已在南洋和福建创设了一支规模不小的舰队；而北洋海防基础却十分薄弱，基本没有现代战舰，与守备京畿的地位作用极不相称，非常需要南洋方面发扬风格，伸伸手、拉一把。
　　三是凌之以威。大清帝国中央和恭亲王奕䜣希望重点加强北洋海防建设，增强首都地区防御力量，同时也可以收各省海防之权于中央。李总督准确把握上级决策意图，站在中央政府的角度，从道德制高点向沈总督施压，要求他讲政治、讲大局、讲奉献，为国家利益、整体利益牺牲地方利益、局部利益，沈总督为保持住自己高风亮节、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设”，也只有“愉快”答应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