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多年没经历过这种场面了。饭后在泉边休息时想了想，几年前我们参加过一个朋友的婚礼，当时有80桌，一家大酒店的整个一层楼被包了下来；山荆还曾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里吃过自助餐；初三的时候我到县城参加一个考试，在宾馆餐厅吃过十人一桌的大餐，那件事迄今为止还保留着较深的印象，原因大概是那时候饭量很大，吃什么都有劲，更觉得那么多人赛着伴儿吃饭很好玩，很刺激。

　　不过，上述这些事例跟九月二十四那天见到的聚餐场面还不能相提并论，虽然整个活动不可能缺了人去组织联络，但我认为它主要是一个自发性的，带有一定传统色彩的群众行为。
　　庵前的空地上排开了十几张桌子，每张桌子上少说有五六道菜——自然都是素菜，我吃过的有黄豆，豆腐，青菜，辣椒，豆干等，味道都不错。蒸熟的米饭从木桶或从锅里倒进一个铁盆中，这个搪瓷大铁盆就是一只饭碗的形状。此外，一个大木桶或大木盆也是用来装饭的。尽管大铁盆的直径达到了八九十公分，可里头的米饭一会儿就见底了。这倒不是说大家你争我抢，秩序上其实一直不错，关键问题还是人多，众人都往铁盆前一站，那里自然就变得很拥挤。盛好饭以后，大家随便待在哪张桌子前吃都行。

　　好几位村民都招呼我们，并给我们拿来碗筷，否则我们还真得自己找上一会儿。招呼我们的人说，哪张桌子空就在哪里吃。没有那么多板凳，跟大多数人一样，我们也是站着吃，站累了就蹲下。这场大锅饭的气氛很好，山荆和我都觉得这种场面非常有意思，很热闹，人们即便忙于埋头吃饭脸上一时没有写着兴高采烈的样子，但我可以感受到大家的确是兴高采烈的。为此享受一点拥挤的感觉也就不在话下了。再说，拥挤也是热闹场面和这种民间活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不挤还有什么意思。

　　让我觉得最有味道的其实还不是饭菜，我更喜欢看别人是怎么吃饭的。你看，那些淳朴的乡民端碗提筷的动作，夹菜往嘴巴里送的动作，咀嚼的样子等等，没有一样不让我觉得有滋有味，他们的音容笑貌、神态动作光用“淳朴”来形容还差得远，它们给人的感觉是很乡土很乡土，很够味儿。
　　午饭时间持续了一个多钟头，因为人多，有的人只能等别人吃完了以后接着再吃。内外两台大灶，四个灶口同时开火为今天上山的人们服务，而吃在最后头的是那些做饭给大家吃的人。
　　饭后有一些男人在凉亭里打牌，一位外乡的妇女则在空地上唱起了戏，很多人围在她身边听着。唱了半个多小时，那位妇女挑着自己的东西下山去了。天公赏脸，在大家吃饭的时候没有降雨，饭后雨又下了起来。餐后半小时内，陆陆续续走了一半人。山荆去打听了一下下午还有什么内容，听说从两点钟开始，会把上午做过的仪式再做一遍，捐了功德的人的名字都要念一遍，此外无他。我们一商量，也跟大队人马一起下山了。

　　即便不排除宗教内容，实际上我觉得还是可以把这次活动看作是民间自发的一次集会，一种集体社交活动。很多平时不上山的人那天都上去了，山上一般见不到年轻人，那天则见到了很多。还有很多小孩儿。我认识了一些人，重新记住了一些面孔，加强了与村民的交往，还了解了一些本地的情况，这是我最起码的收获。
　　冬冬四点多吃了晚饭，五点多下山。她说山上还有二十来个人，下雨他们走不了。我向她求证一个自己比较关心的问题，中午那一顿究竟吃了多少大米。看来这次问对人了，她回答的比较清楚：一共挑上去320斤大米，人最多的那顿午饭吃掉了其中的一半，160斤。
　　获得了这个重要的数字，我根据自己及家人的饭量，假设每人一餐可以吃掉4两干米，那天中午在山上就餐的人数就出来了：400人左右。因为下雨，今年来的人比往年略微少一些。
　　从现场抄来四幅对联，附在最后：
　　天竺如来佛祖是吾长生尊师，人间释道信士与我永世佳亲——贴于庵堂大门两侧。
　　经声佛号唤回苦海迷路人，晨钟暮鼓警醒世间名利人——贴于神仙殿大门两侧。

　　青菜素饭满口香，不要杀生不结怨——贴于厨房前门两侧。
　　另外一处还有一幅：佛门难度不善人，天雨不润无根草。（本文结束）
　　[门]
　　以往在城里，我们没有邻居（其实是有的。可话说回来，有跟没有差不多。反正就那么回事）。我们只有同事、老板、客户、客户、老板和同事。他们换来换去。我在他们眼前大概也是这样，换来换去的。
　　城市很大，我在人口几百万乃至千万以上的城市里认识的人，绝对数字也不少。不过，他们多半不可能对我留有什么印象，除非我让他们感觉很糟糕比如骂人。尽管认识（有时只是单方面认识），我们之间一般只保持简单明了的交易关系：我付钱，别人把我要的商品或服务提供给我，如此而已。假如我发脾气，一般来说是因为作为售货员或窗口服务人员，他们的服务确有欠佳之处。

　　社会学家说农村是“熟人社会”；而我的感觉是，即便本村人之间，他们如今也不如过去那么熟了。想想吧，年轻人一个劲儿地往外跑，一年到头的大部分时间都不在村里，只有春节才回来露一下脸，谁知道他们究竟在外头学了好还是学了坏？这个我们先不去管它。
　　我们家有仨门。每扇门都有自己的故事。
　　陌生人可能会经常地，突然地出现在我们房子里，这大约就是我们这两个“上海佬”到了乡下以后，要学习应付的最早一类人际关系情景。特别是以前施工时，门常常不止开一扇，村民见我们房子里有人干活，很容易被吸引着就进来了。
　　我们俩还没有桌子吃饭那阵儿（就在厨房里吃，菜放在台板上），有的村民参观现代化厨房时也会顺便站在旁边看我们吃饭。这种情况以前屡见不鲜，现在很少。尽管我尚未完全适应这种陌生人突然造访的情形，但情况已经比以前好多了。
　　去年我们还没来村里时，几位邻居其实已经和我们打起了交道。来的第一天我们发现，几户邻居各分一方，将老屋里离他们最近的一两个房间作为库房，在里头堆放起了建材，有木头，大量石灰和水泥。院子及有的房间被当作干活的地方，比如裁木料，和水泥等等。那时，周围有三、四家都在盖新房。

　　至于我们大门上的锁被撬，换了又被撬，撬了再换一事，我们还没离开上海时就曾经得到过消息。这消息是我们在村中的联络人发来的。尽管有心理准备，然而来了以后我们见到的是活生生的现场，因此还是觉得有点意外。
　　起初得到这个消息时，我们就感到有些奇怪。联系人大概是这样说的：
　　我跟他们讲这房子已经有人租了，他们就是不信，锁换过几次都没用……
　　觉得奇怪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我们的联系人在当地是响当当的经济能人，为什么这么有影响的人说话别人楞是不信呢？
　　头一天下午，我们受到镇里接洽干部的接待。一位干部见状，请村民把该搬走的东西尽快搬走。邻居们的行动速度让人惊讶，大部分场地一两天之内就清空了。

　　过去我们都有随手关门的习惯，多少年一直如此。到了乡下，门关还是不关，在我们初来本村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成了一个问题。
　　我们的三扇门分别是：南院门，小门或后门，大门。
　　南院门的问题最少，除了施工和倒垃圾的时候偶尔打开以外，绝大多数时间都关着，基本不用操什么心。
　　北边的小后门，是我们自建的一扇门。当初在这个位置上创建一堵墙的同时开了这扇小门，如今看来确实很有必要，当然，它也确曾一度为有些村民带来不便。我们家西北角现在是一个杂物间，原先它是村中不多的几处公厕之一（可能只有两间公厕）。周围许多邻居解大手、倒痰盂经常到这里来。所谓带来不便，指的就是断了如厕人的“后路”。后因厕所离我们选定做厨房的房间太近，气味太大，在客厅都能闻见，不得已只好填封。填封前需要先在这条很短的死胡同中段竖起一堵墙，否则，还是会有人不断前来。该厕所在我们租赁的地盘之内，它前面的路在我们到来之前早已不通了，因此竖墙并不存在侵占别人土地的问题。

　　墙一起，小门一关，就是北边的小院了。在这里待着，尽管地方不大，但谁家都看不着咱（这种状况即将结束，又有一家邻居在起新房，并且能望见小院），感觉比较自在。大院虽然大得多，但白天它却不具备小北院那种自在的优势。我在大院里做事，周围几户邻居如果想看的话，就能看见。
　　对于这扇小门，当初我们还考虑过留还是不留；今日看来留当然是正确的。尤其初来乍到时，我们感觉需要一个相对保密的空间，现在每天在这里待的时间并不长。另外，出入频繁时总是开大门不太方便。不说别的，单说打井水这一项，走小门到井边只有十几步，如果不留这扇小门，提井水就只能绕行大门，那将是数倍于小门到井的距离。

　　大门是份量最重的一扇门，无论从实际份量或象征意义上来说，都是如此。
　　每次启闭，大门无不吱咣有声。手劲小的人给大门上锁往往有点力不从心，那两扇门板又厚又重，不太容易对上。以前我们每每以太重、太费劲作为时常将大门闭而不开的说词，其实潜台词是这样的：如果大门总是开着，我们心里会觉得别扭，不习惯，不放心，缺乏安全感……而事实也确有支持我们感受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