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9-01-21 11:40:49
　　正解论语（12）：微型辩论会之谁本谁末
　　19·12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论语》第十九篇有两场微型的辩论会，上场的辩论双方是子张与子夏，本场的辩论的双方则是子游与子夏。
　　日期：2019-01-21 11:41:55
　　一、子游的观点乃“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
　　门人小子：学生们。

　　洒扫：洒水扫地。
　　应对进退：接待宾客时的应答与迎送。
　　抑：文言连词，这里作转折的之意，但是、不过。
　　本末：原为木的根、梢或是树的主干、枝节；后引申为事物的根源、结局或是本质、细节。如《礼记·大学》便有：“物有本末,事有终始”。
　　如之何：怎么办、怎么行。

　　子游认为，子夏所教授的学生，做些洒水扫地、接应对答、迎进送退是可以的；但这些都只是学之末节，而非学之根本，这怎么可行，等于是拣了芝麻却丢了西瓜。可见，在子游的心目中，对于“洒扫应对进退”这类末学，是满心嫌弃的。
　　日期：2019-01-21 11:44:33
　　二、子夏的观点乃“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诬：欺骗、歪曲。
　　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能够至始至终者，恐怕只有那些聪慧的人吧。“卒”，终结、完毕。
　　李零先生认为，“有始有终，只不过是有恒者，根本不是圣人。子夏这么讲，是有违夫子之道的…圣人也叫圣者，其实是圣王，先秦古书都这么讲，翻成现代话，就是英明领袖”。
　　然而，《说文》说“圣,通也”，《书·洪范》亦说“睿作圣”；可见，在古代，“圣”用来形容人的聪慧，耳聪口敏、通达事理。况且，“圣”亦非帝王将相的专用词汇，如《诗·邶风·凯风》便有“凯风自南,吹彼荆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左传·鲁襄公二十二年》亦有“臧武仲如晋，雨，过御叔。御叔在其邑，将饮酒，曰：‘焉用圣人！我将饮酒而己，雨行，何以圣为？’”。更何况，据荀学的观点，“圣人”甚至可以批量化生产，“今使涂之人� 木为学，专心一致，思索孰察，加日悬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荀子·性恶》）、“礼犹有九焉，大飨有四焉。苟知此矣，虽在吠亩之中事之，圣人已”（《家语·论礼》）。事实上，直到唐代，“圣”亦不一定便和“伟大”扯上必然的关系，仍可纯粹地形容人之聪慧，如“是故圣愈圣,愚益愚”（韩愈·《师说》）。

　　那么“有始有卒者”，算不算得上“圣人”呢？我个人认为，是算得上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经·大雅·荡》），无论何事，绝大多数人都希望且能够有个好的开始，却少有人能坚持到最后，难怪孔子会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17·3）；因此，能够做到善始至终者，不仅拥有着恒心，亦拥有着上知，的确可以算得上是聪慧的圣者。故，子夏如此说，并不违夫子之道。
　　日期：2019-01-21 11:45:10
　　不过，与是否“有违夫子之道”相比，子夏的观点中，最具争议的，当属对“倦”的理解，因为它决定着整个观点的走向。“倦”，可有两种说法。
　　一、同“券”，据毛奇龄《论语稽求篇》讲，“传”与“券”均为古代印契传信之物；因此，“倦”可以理解为“传授”。如按此说，子夏的观点可译为：君子的学问，哪些先传授，哪些后传授，应像树木花草那样，分门别类，差异待之。君子的学问怎能被如此曲解呢？至于能够至始至终者，恐怕只有那些聪慧的人吧。此说中，“有始有卒者”，便主要针对的是老师。
　　二、取“倦”之本义，厌烦、嫌弃。如按此说，子夏的观点则可译为：君子的学问，哪些该作为“本”而先传授，哪些又该作为“末”而后倦弃，就像树木花草那样，分门别类，差异待之？君子的学问怎能被如此曲解呢？况且能够至始至终者者，只有那些聪慧的人吧。此说中，“有始有卒者”，则主要针对的是弟子。
　　不少注家认为，子夏的特点乃是细腻，教授学生时恐怕亦是细致入微，进展缓慢，当取第一说。而我个人认为，子夏的特点乃是务实，注重实质而非形式，主张“寓教于行”：“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1·7），无求有学历、但求有学力；“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19·6），看似高深的“仁”其实亦只是蕴藏于日常的点滴中；“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19·7），君子亦应如百工造器，于自己的本职中不断雕琢自己的学问，以便精益求精。故，取第二说为好。这样才能比较有力地驳斥子游的观点。

　　况且，“倦”，如取第一说，作“传授”解；那么从训诂的角度来讲，亦得先通假，然后得联想会意，最后还得将名词转化动词。如此繁琐，还不如将“倦”直接当作“传”之讹，来得干脆。
　　更何况，“寓教于行”的教学模式，亦非子夏的首创，而是师从孔子。孔子便没有刻意地教授弟子所谓的“大道”，以至“二三子以我为隐乎”（7·23）；这点，子贡便可证实，“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5·13）；且当子贡问“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的回答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7·17）。由此可见，“君子之道”，重点不在于老师的传而在于弟子的行，老师所起的作用，亦非灌输，而是点拨，“不愤不启，不悱不发”（7·9）。

　　综上所述，在子夏的心目中，君子的学问并无本末之分，只有始卒之别：惟有“有始有卒”的弟子，方能够“无欲速，无见小利”（13·15），堪为聪慧的圣人。
　　日期：2019-01-21 11:45:16
　　子游说：“子夏所教授的学生，做些洒水扫地、接应对答、迎进送退是可以的，但这些不过是学之末节，而非学之根本，这怎么可行呢？”子夏听了，说：“唉，子游此言差矣。君子的学问，哪些该作为“本”而先传授，哪些又该作作为“末”而后倦弃，就像树木花草那样，分门别类，差异待之？君子的学问怎能被如此曲解呢？况且能够至始至终者，恐怕只有那些聪慧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