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同等待遇赋予利害标准定位不同的人们，所产生的客观效果也就各自不同，它取决于个人所得到的待遇与个人所具有的利害标准定位的吻合程度。当待遇和定位基本相符时，对授予方及收受方而言，动机与效果才能相一致；当待遇低于定位时，必然会使接受方产生或潜藏着不满、消极和反抗；当待遇高于定位时，则会因接受方个人性格差异而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要么受宠若惊、感激涕零，要么忘乎所以、自以为是。（这两种结果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转化）

　　待遇与定位的反差越大，动机与效果的冲突也越明显，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越强烈。自我定位越高的人，所追求的目标越深远，其观察、处理问题较有全局观点与长远目光；而自我定位较低的人，其所追求的目标较具体、琐碎，较注重现实利益和眼前利益，欲望较易于满足，其思想独立性较弱，易受外界因素的诱导、影响，处理问题时常会因小失大、顾此失彼。

　　利害标准的认识程度是对利害标准取向与定位的综合反映，而利害标准的取向与定位则是这种认识程度在不同方面的具体表现，它们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来说明同一事物的整体本质，利害标准的取向实际上就是个人信念在利害标准上的定位，利害标准的定位也就是个人才能在利害标准上的取向。
　　利害标准的认识程度是个人因环境、教育与天赋因素的影响、作用而形成的对世界与人生的认识结果。由于利害标准的认识程度是这三者因素相互作用、互相影响的综合结果，因此，对利害标准的认识程度也就能从大体上反映出个人所生长的环境、所接受的教育及所具有的天赋。
　　天赋是个人与生俱来的潜在能力。每个人的天赋各不相同，这种差异表现在天赋所擅长的具体领域、具体对象的不同，以及这一潜在能力大小的区别。天赋决定了每个人一生所能取得成就的大小与范围，也就是每个人的能力和能力所取得的成就都不可能超越其自身天赋所能承受的极限，所谓的因材施教、因能任事就是尊重天赋这种自然差异的体现。

　　天赋可分为精神上的天赋与身体上的天赋，前者是指人们对事物的分析、判断与推理的综合思维能力，以及在这种能力的引导下产生的、与这一能力相适应的、在某一具体领域、具体对象上所表现出的特有倾向与专注。
　　人类社会中的国际关系是利害关系的最高表现形式，同一社会内部的利害关系表现为行业关系、阶层关系、地缘关系、血缘关系等具体的人际关系。就群体内部而言：个体之间的利害关系主要表现为矛盾对立关系；当他们与外部群体发生关系时，则个体间的利益一致性取代了对立性而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
　　因为在群体内部资源相对固定的情况下，个体为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必然会产生对有限资源的争夺，以使资源分配能尽量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进行。当与外部群体发生关系时，他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首先是如何获取外部资源来增加本群体的资源，如何保护、减少本群体资源的流失。当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受到的威胁超过了各自间利益的差异时，也就促使了他们团结对外，只有在与外部群体的利害关系相对确定的情况下，才能专心处理本群体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所谓的分化孤立、各个击破就是对对方群体内部各个个体利益的对立性加以利用，尽量避免触犯他们的共同利益。）

　　人们常常以自身的利害标准去推断他人的利害标准，以自身的利害标准（根据其标准而得出的判断结果）来理解事物、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向。难以用对方的利害标准来分析对方的思想行为，难以客观地用事物自身的规律去理解事物、去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因此，误解与謬误也就随之而生……
　　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过程因其思考对象的重点不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人与自然关系阶段、人与人的关系阶段和精神与物质关系阶段。第一阶段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依附关系，自然界各种条件的发展变化都触及和影响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人类思维活动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宗教及自然科学就萌芽和诞生于这一历史阶段。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对自然的依附程度逐步减低，而人类社会内部自身的人际关系对人们的生存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却日益突出，社会分工的日趋细化使社会关系日益复杂，人际间的统治关系、斗争关系与合作关系直接影响着每个人的前程。于是，人类思考对象的重点逐渐转移到人类社会内部自身的人际关系，如何协调人们具体不同的利害冲突？如何利用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使人们步伐一致地迈向所希望的既定目标？如何疏导、安抚人们在遭遇挫折、失败与死亡时产生的愤怒、失望和恐惧？……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索与探讨促使了政治、法律、军事、经济和伦理等系列社会科学的诞生与发展。

　　对于生与死、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精神与物质关系等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问题的思考，奠定了哲学与宗教的基础，这些在古代及近代都只有极少数人类思想家探索的问题，随着人类社会教育程度的普及与深入，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与探讨，对这类问题的思索、觉悟，使人们摆脱了个人情感的偏见，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局限而置身于理性的照耀下。

　　人类的思维模式是人性的本能需要通过意识上升为动机目的，为了满足动机目的的需要而在思维中形成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手段方法，通过具体行动将手段方法付诸实践而产生了对客观对象的作用效果，作用效果通过行动主体可感知的途径反馈回大脑，大脑对反馈回来的信息进行不断地判断、分析和整理来不断地修正、调整和改变手段方法，重新作用于客观对象，使其能达到或接近预期的作用效果来满足动机目的的需要。

　　本能需要是人体为了延续生命而产生的无意识的自然反应，它受自然界生命规律的支配。当本能需要被意识所察觉并引起关注时，就上升为动机目的。
　　动机目的是人们为了追求某种具体利益或躲避某种害处而产生的较为稳定和持久的欲望。动机目的是较稳定和单纯的，尽管存在着多种动机的有机结合，其中必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动机，其所采用的手段方法也必然是围绕着这一主要目的服务的。有时，尽管动机目的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未能如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会随着手段方法的失败而消逝，而是暂时隐藏起来，一旦条件许可，就会死灰复燃。

　　手段方法是为了实现动机目的而展开的具体行动步骤与行动方式。它由主观意识与客观实体两方面因素组成：一方面是自觉的、有意识的行动计划；另一方面是实施行动计划的具体媒介、工具。实现目的的手段方法是千变万化的，达到同一目的可以通过不同的手段方法。对手段方法的选择与应用取决于主体的天赋、经验、学识以及可利用的资源。一般而言，主体的经验及所拥有的资源决定了其所能选择手段方法范围的宽窄，主体的天赋与学识决定了其所应用手段方法水平的高低。

　　动机目的属于主观意识，它十分清晰明了。手段方法则是主观意识与客观事物的混合体。一方面，手段方法可以有多种多样，选择哪种则是个人主观意识取舍的结果；另一方面，手段方法必需借助各种媒介、工具作用于客观对象才能产生效果、影响，而媒介、工具作为客体具有自身的客观因素与内在规律，它不完全受主体意志的支配、控制。尤其是利用同样具有独立意识与思维能力的人作为媒介、工具时，其可变性程度更大。

　　效果影响是动机目的通过手段方法作用于客观事物所产生的结果。这种结果取决于作用对象的本身性质与内在规律，它不因实施手段方法的主体意识（动机目的）的影响而改变，只受承载这些主体意识的具体媒介、工具（客观实体）的影响、作用。手段方法与效果影响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对应互变关系，手段方法的改变导致效果影响的不同，效果影响的不同又改变着主体对手段方法的选择与应用。判断、评价手段方法是否正确、得当要取决于能否客观正确地认识、分析由效果影响所产生的反馈信息，以及这些信息的多寡。

　　当效果影响接近主体的预期或主体认为在其能力的控制范围内时，就会修改、调整手段方法，使其产生的效果影响符合预期的动机目的；当效果影响与所预期的截然不同或主体认为其超出了目前主体所具有的能力时，就会放弃原来的动机目的，或者对原来的动机目的进行修改，使其与主体现有的能力相符合，从而实现效果影响与动机目的新的平衡。

　　当效果影响越明显、越符合主体预期的动机目的，而且，所使用的手段方法越简单（所付出的代价越小、所经历的步骤越少、所耗费的时间越短）时，就越容易刺激动机目的的膨胀，从而滋生了人们自信或狂妄的心理。二者的区别在于：自信是对这一过程与结果的客观、正确、清醒和理智的分析与认识；而狂妄则是错把一些偶然性因素与暂时性因素看成其能力或其命运的必然。

　　当效果影响甚微或与主体预期的动机目的截然相反，而且，所应用的手段方法越复杂（所付出的代价越大、所经历的步骤越多、所耗费的时间越长）时，就越容易动摇原来的动机目的，导致产生失望、自卑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