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人们就有了各自不同的具体物质利益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精神利益，人类的动机目的便开始以追求各自不同利益为出发点，所采取的手段方法也紧紧地围绕着这一基本中心。由于不同个人、不同集体之间的具体利益各不相同，以至相互对立、冲突，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冲突，人类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思想理论与行为规范来指导、协调和处理这些矛盾关系，来衡量人们的行为是否符合所要求的社会规范，来制约、避免无规则的争斗行为。为了维护各自利益，人们从各自立场出发去寻求、建立适合自身利益的思想理论与行为规范，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人类的思想理论在这一形成、发展过程中带上主观阶级意识和民族色彩的烙印，用以衡量人们行为的“善恶、是非、荣辱”等标准也就具有一定的相对性，社会意识形态因时代、民族与社会制度的不同而具有差异性。

　　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哪种理论体系能够占据统治地位或主导地位主要取决于代表这种理论体系的阶级、集团是否在该社会中处于统治地位。
　　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到统治阶级所倡导的人生观、价值观的熏陶，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统治阶级所倡导的意识形态也就成了评价人们思想、行为的普遍标准。造成这种结果的客观原因是：统治阶级应用他们所掌握的权力，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法律典章，通过保障、实施这些法律制度的强制力量以及所控制的其他社会资源来鼓励或强迫人们接受这些教育。主观原因是：人们一旦接受统治阶级所宣扬的思想观念，并按他们的意愿行事，就较易获得实际利益；反之，则往往招致不幸的结局。这种行为效果促使人们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统治阶级的影响。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团体乃至不同的个人，有着各自不同的利害标准，对某一团体、某个人有利的事物可能对另一团体、别人有害，因此，利害标准也具有了相对性与多样性。当然，如果从有利于人类社会整体生存和发展的角度出发来衡量、评价人们的思想行为，利害标准也就有了客观性、绝对性。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教育的普及，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紧密，各民族的思想文化不断相互渗透、交融。一个国家的制度、政策不仅关系到国内各阶层的利益，同时也影响到别国的利益，为了协调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降低国际矛盾、减少国际冲突，人们不仅从本国利益出发来采取行动，同时，也从别国利益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从中发掘出各国所具有的共同利益(在这种历史背景与条件下诞生了国际法、国际组织），而且，这种共同利益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而逐渐增多。

　　不断地求同存异，使人类对自身的思想、行为的评价、衡量标准的认识逐步趋于客观、一致：有利于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利益的思想、行为即是“善”和“是”；反之，则是“恶”与“非”。为实现个人利益而不惜牺牲多数人利益，或者，以牺牲人类整体的共同利益来换取一部分人的个别利益的动机目的和手段方法都是“恶”与“非”；反之，则是“善”和“是”。

　　为了便于研究具体对象（个人及国家）的思想行为，动机可细分为出发点与目的，二者的区别在于：出发点注重于客观剖析，目的倾向于主观意愿；出发点着眼于最终结局，目的侧重于阶段性结果。被欲望、激情所左右的人可能很明确自己的目的，但却不了解自己的出发点。出发点的内容可以用三个问题来概括：“最终要达到什么？客观能改变什么？实际会得到什么？”智者的行为主要取决于出发点,常人的行动更多地受制于目的；智者不为手段而施展手段，常人常常将手段当成目的。

　　动机目的产生、确定后，如何选择正确、恰当的方法手段去实现预期的效果影响就成为思维关注的重点，对手段方法本身性质和作用的认识程度（认识的正确性与全面性）以及所拥有的、能够作为手段方法的资源的多少，成为制约手段方法取舍、使用的两大因素。前者是实现动机目的的精神力量，后者是实现动机目的的物质力量。前者决定着手段方法的取舍以及对手段方法的利用程度，后者决定了可供选择、使用的手段方法的范围。

　　就某一具体手段方法而言，其代价大小、效率高低及环节多少是衡量其优劣、决定其取舍的基本标准。如果付出的代价超出了所能获得的利益，这种手段方法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在追求高效率的同时，必须兼顾代价成本。继而，应当尽量减少中间环节，环节越多，不稳定因素与意外因素也就越多。总之，效率越高、代价越小、环节越少的手段方法也就越理想。

　　除了考虑手段方法的代价、效率和环节因素外，对手段方法的取舍主要根据对各种方法手段的实施可能带来的不同效果影响的预测，以及每种手段方法的成功的机率。每种手段方法的实施都同时具有有利的与不利的两方面效果影响，只有有利的效果影响方面超过不利的效果影响方面的手段方法才有被选取的可能。如果有利的效果影响越大、不利的效果影响越小、成功的机率越高，那么，这种方法手段被选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人类的一些不合理、不正当的动机目的被抑制的原因是对为实现这种动机目的而实施的手段方法所产生不利效果影响的严重性的担忧和恐惧。虽然，人们的思想难以控制，也无法阻止人们的非分之想，但是，人们的行为却是可以被控制，这是因为行为是无形思想的表现形式，是可见的、明确的，可以加以判断和评价的。
　　当动机目的还未付诸行动时，是难以判断和证实的，由于它未付诸手段方法，也就不会产生影响他人及社会利害关系的效果影响。而不合理、不正当的行为会影响、伤害他人的合法正当权益及社会利益，因此，必须予以阻止。要制止不合理、不正当行为，就必须让行为主体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行为所付出的代价要远远超过其所得到的利益，并且，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反之，要鼓励合理、正当的行为，就必须让人们认识到这种行为所得到的利益要远远超出其所付出的代价，并且，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语言是人类思维与交流的工具，是对存在的反映，是人类认识能力的表现，是人类对世界、对自身认识程度的反映形式，它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发展及所处社会环境的差别而具有时代性与民族性。概念是语言的基本单位和表现形式，概念既是认识事物的结果，又是认识事物的工具。
　　人类要进行判断、推理就必须依赖概念这一基础材料，概念是客观现实世界在人类思想中的主观反映。它具有“统一性”与“相对性”。概念的“统一性”是指人们对同一事物的理解与认识的相同性；概念的“相对性”是指人们对同一事物的理解与认识的差异性。概念的“统一性”是人们相互之间能够进行交流、能够彼此理解的前提基础；概念的“相对性”则是人们产生误解和争议的思想原因。

　　概念只不过是人类为了便于区别认识对象而作出的主观定义，作出这些区别的意义在于人类可以理解、应用这些标准来解决问题。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受三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是生活环境，包括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和风俗习惯；其次是文化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再次是个人经历，包括一生中成败得失的遭遇和经验。就一定区域范围内而言，相同的生活环境是形成这一地区人们概念统一性的基础，同时也是造成不同地区（不同生活环境）人们之间概念相对性的原因。同一社会意识形态及同一教育模式是形成概念统一性的原因之一，而不同社会意识形态及不同教育模式则是产生概念差异性的原因之一。个人经历是导致概念相对性最直接、最具体的原因。　　

　　当人们试图说明某一事物时，可能也意味着已经开始抑制他人对这一事物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这是语言表达能力与人们理解能力的局限而造成的。基于现实需要，人们又不得不进行表述，世界就是这样充满着矛盾。要想真正把握事物的本质，只有依靠各人的天赋、学识与领悟。
　　由于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个人经历和文化修养各不相同，因此，他们对事物的理解、认识也不尽相同，甚至相反。青年人受阅历的限制，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主要受生活环境和文化教育的影响，对社会的认识主要是通过理论教育而间接获得。理论是对经验的分析、提炼与总结，是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的认识过程，要使理论具有指导意义，或要进一步认识和验证理论的真理性，就必须再经历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还原过程。这需要时间和经验，而青年人缺少的正是这些阅历、经验，因而，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往往趋向于单纯、片面和肤浅，易被表面现象所蒙蔽、误导，激情常常超越理智。中老年人由于遭遇了太多表里不一的事物，饱尝了许多成败得失，经历了无数次理想、希望的破灭过程，使得他们对事物的认识较为复杂、全面和深刻，思想与行动不断趋于理智和保守，影响他们思想和行为的主要是人生经验（个人经历）。

　　被认识的事物象是一个五颜六色、布满各种纹理的巨大球体，观察者分布在它的周围，观察结果也就因所处的角度以及离被观察对象的远近不同而异。这个角度就是人的生活环境、文化教育和个人经历，文化涵养越高、个人经历越丰富，视野也就越开阔。距离的远近取决于被观察对象信息的开放程度、真实程度、及时程度和多少程度。

　　假设被观察对象是半透明的、多层次的，认识的深浅就会因视力的差别而不同，这种 “视力”就是人的悟性，具体而言是个人的天赋才能与文化修养；宏观而言是人类社会的实践水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思维水平（精神文化的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