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的个别性根植于天赋，受个人的经验、环境、教育及经历的影响。而每个人在这些方面都各不相同，由此形成了人类社会纷繁复杂的个体差异性与多样性。天赋、环境、教育及经历是形成个人具体人生观、价值观与伦理观的现实基础，前者之间的不同决定了后者之间的差异。个人的思想观念直接影响并决定了其动机的个别性，也就是说动机的个别性具体体现了其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伦理观。动机的个别性付诸行动就表现为行为的个别性，因此，通过对行为个别性的直接分析可以间接地把握住其动机的个别性，从而可以根据其动机的个别性来预测其在相关问题上可能产生的种种反应和行动。

　　对他人的行动能否正确地作出预测的关键在于能否从被分析对象的立场出发（即从当时其所处的利害关系情形出发），能否以被分析者的人生观、价值观及伦理观来理解、分析和处理问题（而不是以分析者本身的思想观念去推断被分析者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对问题的反应）。动机的个别性决定了其行为的个别性，它对行动的影响与作用最直接、最具体，它表明了行为的个别性不可能超越其动机个别性的制约。

　　个人现时所处的境遇是影响其行为最直接、最具体的外在诱因，是决定行为的外部条件。它表明个人目前在其利害关系网上所处的具体位置，决定了个人必须基于眼前所处的利害关系来考虑问题、解决问题，因为明天的一切都是今天的积累和延续。这种境遇具体表现在目前所从事的行业、所担任的职位、经济状况与健康状况等主要方面。从现时角度出发，个人动机必然会倾向于着重考虑那些其认为最急迫、最脆弱的方面。

　　人们往往会在不同境遇中对同一问题而产生相异甚至相反的反应，这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所处的具体利害关系发生了变化而导致所处立场、角度的变异，对多数人而言并非其信仰、价值观的转变。外在条件的变化可能导致选择标准和选择对象的差异，但不会直接影响、改变选择的原则，内在思想观念的发展变化必须经过对外在条件的体验、思索和领悟才能获得。

　　对人（国家）的动机与行为的分析预测就是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以其目前所处的或将来可能所处的利害关系为依据，结合其固有的动机个别性去推断其可能产生的目的与行为。境遇不同也就意味着所处利害关系的差异，因此，掌握个人（国家）目前境遇是正确分析、预测其动机与行为的具体条件。
　　个人（国家）诺言能否实现并不单纯取决于本人意愿，尽管许诺时心诚意坚，但是，谁都无法预知并确定其将来所处的境遇，也无法预测、把握自身思想的发展变化，因此，诺言实现的可能性是与时间的长久性成反比的，时间越久，不可预知、不能控制的变数也就越多。其实，人（国家）所能依靠的只有他自己，外在资源并非取之不尽，所获帮助亦非无偿。一切外在资源条件只能是因时因势的暂时利用，而非稳固不变的长久依靠。

　　动机的预期与行动所产生的效果存在着三种类型的关系：第一种是动机的预期与行动的效果基本一致，差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第二种是动机与效果相对立，即行动的效果不但没有实现动机的预期，而且出现了与预期相对立、甚至相反的效果；第三种是行动的效果既没有出现与动机的预期相一致的情况，也没有产生与预期相对立或相反的情况。

　　动机与效果这三种关系的划分只是相对于特定的时间内、特定的具体问题上而作出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与具体问题的变化，同一动机所产生的效果可能截然不同。从效果的连续性来看，动机与效果的第一种一致性关系可能因时间的变化或问题的不同而产生相对立或相反的效果；动机与效果的第二种相对立的关系也可能因上述原因而产生相一致的效果；动机与效果的第三种关系也会因时间的推移而产生有利或不利的效果。效果的这种连续性也就是动机在选择行动时要加以权衡的眼前利害关系与长远利害关系、局部利害关系与全局利害关系。

　　动机与效果相一致的情况并不等于说所采取的行动就是正确的（即所预期的效果是由所采取的行动引发的），因为行动过程中还有许多偶然性因素以及其他众多不被行动的实施者所知晓的原因，可能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与行动的实施者所预期的结果相一致的效果，而非其所采取的行动所引发的。同理，动机与效果相对立的情况也并不等同于所采取的行动是错误的。在出现动机与效果的第三种关系的情况下，可能效果暂未显露或已显露而未被察觉，也可能在产生效果的过程中被其他偶然因素或行动的实施者所不知晓的原因所抑制、所抵消。

　　有鉴于此，真正的冒险家都会在行动之前对各种意外情况与最坏结局做好充分的思想应对，这种心理准备有助于他们在突如其来的挫折、危险和死亡面前能够镇定自若、坦然面对，不论其最终能否战胜危机，可以肯定的是具有这种思想素质的人远比不具备这一素质的人拥有较高的成功率。
　　动机与效果的关系是通过行动来传递的。在通常情况下，这三者关系的表现较为一致、统一。这是因为对行动的实施对象的状况有着较正确、全面的把握，在行动过程中没有遭到偶然性因素的干扰，没有受到未知因素的影响。在特殊情况下，动机、行动及效果之间的相互关系表现为互相对立、前后矛盾。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对有关对象的评估不够正确，选择的行动（方式、手段）不恰当；其二，评估和行动都正确，但在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了一些偶然性因素或其他未知因素的抑制和影响，从而抵消了原来应产生的作用与效果。

　　综上所述，预测他人思想与行为的方法就是从人类动机的统一性与其目前所处的具体境遇着手，结合其个人的动机个别性（天赋、环境、教育、经历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伦理观），参照其以往的言行及以往在类似问题上的反应（必须了解其作出反应当时所处的境遇条件以判断其当时行为主要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来推断其在面临某一具体问题时可能产生的反应。

　　预测他人思想与行为的过程具有互动性的特点，在矛盾、冲突的双方或多方之间，一方在对另一方进行分析、预测的同时，另一方也在对对方在同一个矛盾、冲突的焦点上可能产生的反应进行评估、推测。这种特点在政治、外交、军事及经济领域的表现更为突出、更为重要，一旦对对手的反应估计错误而导致错误的行动，其后果的严重性是与问题的重要性成正比的，付出的代价将是惨痛的。

　　由此可见，能否正确、及时地预测、把握对手的反应和行动要比是否能正确分析、掌握双方（或多方）的主要矛盾、冲突焦点更为重要，这是因为矛盾的焦点与问题的重要性常因各自的理解和境况的不同而异，而矛盾冲突一方的具体行动才是唯一能够影响、改变另一方目前所处的利害关系的实际手段。
　　对于智者而言，只要能够接触到对方，无论其如何掩饰、伪装或试探自己，都能从对方这些言论行动中察觉到对方真实的思想行为……因为其掩饰、伪装、试探的过程也就是其为达到某种目的、以另一种自认为有效的言论行动（通常情况下所表现出的言行与其真实的思想相对立）来反映其真实思想行为的过程，而这所有方式都无法超越其自身的思想局限，都会流露出种种蛛丝马迹……在智慧光芒的照耀下无处遁形。

　　更高层的智者比对方自己更了解对方。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人们通常在面对问题或即将面临问题时才会对事物进行思考分析、判断选择，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自身的思想行为在未来的环境条件下将会产生什么变化。而智者却能认识到事物的发展趋势与将要面临的环境条件，根据对方的个性特点在这种环境条件下将要发生的思想变化，从而预知其在这种思想变化条件下所将引发的行为……

　　例如：保护地球环境、反对核武器威胁这类问题对全人类而言利害关系都是一致的。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同一阶层及同一行业的人们有着共同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阶层利益和行业利益。但这些人们所共有的共同利害关系与个人所处的具体直接的利害关系相比却显得虚幻不实、疏远乏力，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利害关系个性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利害关系共性的关注程度。形成这一普遍现象是因个人的天赋、信仰、教育和职位的差别而引起的。因而，研究与处理这些利害关系的共性也就成了那些思想家、政治家和科学家的职责。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阶层及不同个人的具体利害关系各不相同，出于趋利避害的本性，必然会导致他们之间的冲突、战争、矛盾、对立，为了避免社会混乱与无序竞争，维护社会的稳定与有序发展（这一点是矛盾冲突各方最终所都必需的），人们制定出了相应的伦理、法律和宗教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制约人们的行为，从思想上、行动上来阻吓人们为求私利不顾他人，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的行为。

　　要引导人们的思想、行为就必须对他们的思想行为进行预测，要正确预测人们的思想、行为就必须正确地把握住人性的本质、人们思想中衡量“利”与“害”的标准及行为规则。通过对人性的了解，就可利用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及其权衡利弊的行为规则将人们的思想、行为引向有益于人类社会生存、稳定与发展的大道上，就人们天赋和学识所能理解的程度，把世界的真实面貌告知他们，以解除他们的迷惑、减轻他们的痛苦，使人们顺应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