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者为了自己统治利益的需要，人为地将国民划分为三六九等，使他们各自为阵、相互对立，从而达到分而治之、从中渔利的目的，行业、部门、地域之间争权夺利，处处都以自身为本位，只顾攫取自己私利，哪管他人因此遭殃，狭隘之至，溢于言行；为了阻止人民识破统治者的真面目，避免妨碍他们的既得利益，统一思想、控制言论也就成了奴役民众不可或缺的手段，灵感被窒息、个性被压抑、人格被扭曲，没有激情、没有创造、没有比较，只有盲目的服从与崇拜，生长在这种环境中的人们能不愚昧吗？在种种不公平制度下，到处都充满了矛盾，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良知在遍地贫困饥饿、疾病死亡、失学失业、贪污腐化、暴力谎言、环境污染、假货泛滥、治安恶劣……的浸淫中已经麻木到可以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境界了。

　　人性的种种丑恶都是不公平制度所带来的恶果，在只有人治而无法治的社会里，没有公开透明、平等规范的规则可循，只有飘忽不定的长官意志左右一切，在统治者“光辉”榜样的教导下，人们为求一己私利可以不择手段，良知泯灭、道德沦丧、教育畸形、文化凋零，特权当道、暴力横行、谎言充斥、正义失落，真被假遮掩、善被恶欺凌、美被丑扭曲，人性在私欲的吞噬下逐渐泯灭，兽性在贪婪的诱惑下不断萌发……

　　“升官发财”是对不公平社会的深刻写照，在这种社会中长官意志凌驾于一切之上，社会的一切都在长官意志的掌控下，拥有权力也就能拥有一切，“发财”对官员而言易如反掌，前呼后拥、威风八面、叱咤风云、指点江山、奴役他人、为所欲为才是当官的乐趣所在，能够为所欲为的范围、程度与官职的高低成正比，因此，官员们便用搜刮来的钱财去讨好主子，以对上级的点头哈腰来换取下级的俯首贴耳，以背地里的卑鄙无耻来换取表面上的冠冕堂皇，不断提升当官乐趣，如果有朝一日能够忍辱负重爬到主子的位置，就可以君临天下、扬眉吐气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种快感岂是凡夫俗子所能想象！

　　思想开放，就没有愚民可供驱使；新闻自由，官员的一举一动就要小心翼翼；财产申报，不义之财就难以藏匿；依法治国，长官的“自由意志”就得不到发挥；司法独立，“邪恶”就失去了爪牙；政府透明，就无法进行“暗箱操作”；定期选举，谁也无法垄断权力，没有了权力垄断，就不会腐败变质、滋生邪恶……原本高高在上、万民敬仰的官员，在民主制度下却要融入百姓、讨好民众：“口号”不能随意喊了，人民要看你的实际行动；“亲民形象”不好立了，以前只要在镜头前摆几个姿势，现在却要身体力行地去解决实际问题；没有横财可敛、没有特权可恃，还要受法律条条框框的束缚，受新闻媒体的监督、批评，弄得连一点绯闻都包不住，若是渎职失职、贪污受贿就要辞职下台、移交法办，本想昂首做官却成了缩头乌龟，这么“窝囊的官”当得还有什么意思呢！

　　信仰是由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与伦理观所构筑的信念体系，是个人用以衡量利害关系的最高准则，它决定了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影响着一生的痛苦与欢乐。它虽然没有教会人们如何谋生、发展的具体技能知识，但却奠定了人们一生的思想境界，决定了是乐观、积极地顺应自然，还是悲观、消极地适应人生，导致了使人们产生快乐和痛苦的思想基础的差异。

　　从广义而言，每个人都有信仰，不论他自己是否意识到、是否承认，区别仅在于对象的不同、目标的高低、离现实的远近而已；从狭义而言，真正的信仰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是对社会的观察、对人生的感悟、对问题的思索的积淀结果，它有崇高、明确的信念，并能自觉地将这一信念贯彻一生，个人的思想行为都在这一信念的统辖之下。

　　信仰是人们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在思考社会现象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受天赋、教育与环境的影响。在金钱万能的社会中，由于金钱几乎能满足个人的大部分愿望，追逐金钱自然也就成了人生的最高目标、“有钱就有一切”也就成了大多数人的人生信仰；在权力高于一切的社会中，权力可以为所欲为，“有权就有一切”也就成了特权社会里大多数人的人生信仰；生活的无常、命运的戏弄、认识的迷惑、感情的痛苦、现实的残酷导致了一部分人皈依神灵，去寻求神灵的慰籍，以宗教信仰作为自身思想的最终归宿；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扑朔迷离的历史真相、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一部分人勇于直面事实、思索问题、探求真理，他们将追求真理、维护真理作为人生的崇高信仰……

　　一个人的信仰对象越具体、越注重物质方面，他（她）所背负的枷锁也就越沉重、越紧固，这是因为他（她）将其自身命运同其所信仰的对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生死攸关的利害关系，信仰对象的任何跌宕起伏都会扣住其紧绷的神经，使其辗转反侧、惶惶度日，因一时的得志而沾沾自喜，因一时的失意而痛苦欲绝，一生就这样被其所信仰对象操纵着、驱使着，蒙蔽着，失去了自我，沦为自身欲望的工具，成为他人目的的手段，直至生命的尽头也未能醒悟……

　　反之，一个人的信仰对象越抽象、越注重精神方面，其所背负的枷锁也就越轻、越自由，这是由于其所关注的对象不是现实中具体的利弊得失，而是隐匿在现实背后的真理，不注重、不计较个人的具体得失，种种利诱威逼也就自然无法捆住他们的手脚，成败得失都无法阻挡他们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对真理的探求、对问题的思索赋予了他们智慧与勇气，他们的痛苦因真理的抚慰而平淡，他们的恐惧因认识真理而消失，在真理的世界中他们看到了祥和与欢乐，他们置身于真理的光芒之中，在领悟真理的同时也认识了自己……　　

　　错误的信仰必然导致对真理的背离，是将人们引向纷争、痛苦、丑恶和死亡深渊的恶魔，因为人们知识的贫匮、精神的空虚、意志的脆弱与自私狭隘才使它有了盘踞的空间。正确的信仰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在摈弃私心杂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是通往真理的正确途径，是人生摆脱生的羁绊、超脱死的恐惧，迈向无痛无惧安乐祥和境界的最高指南。对真理的领悟、对现实的超脱不是对其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追求真理过程中一种自然而至的思想境界。

　　中国多数官员的道德品质高尚，何以见得？古有忠君爱国、民族大义，今有立党为公、权为民所用、党风廉政建设、为人民服务、干干净净……中国官场从来都很注重思想品德教育，而不屑于什么分权制约啊、舆论监督啊、司法独立啊、程序正义啊、政务公开啊、依法治国等等那些制度形式上的东西，那都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都是用来防小人的，他们把政府官员当贼一样看得紧紧的，又是三权分立、又是政党轮替、又是违宪审查、又是媒体监督、又是立法审议、又是司法审判……搞得官员紧张兮兮、缩手缩脚的，这不挫伤了官员们的积极性与上进心吗？把官员的手脚捆得紧紧的，还怎么发挥官员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呢？这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吗，怎么不相信人的自觉性呢？

　　还是我们中国特色好，让官员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让他们在没有制约、没有监督的和谐气氛中解放思想、放下包袱，让他们在面对种种腐蚀诱惑中提高道德情操，让他们在摸着石头过河中锻炼执政能力，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始终不懈地做好思想工作，针对不同的形势不断提出新的口号，引领官员们廉洁自律、迈上新台阶。至于少数被揪出来的贪官污吏，那只是个人原因、特殊现象，是他们经不起考验，辜负了党和人民对他们的信任，他们并不能代表和反映广大官员道德品质不高尚……

　　对“国”的不同理解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爱国主义，如果国家是指特定的民族、文化与山河的传承，这种爱国主义则较为宽广与深厚；如果国家仅指某一特定的政权，那爱国主义则显得狭隘和浅薄。无论是哪种爱国主义，它们本质上都是一种利益的认同，差别只是层次不同而已。为什么要爱国？因为国民认为国家的利益代表着自己的利益；为什么会爱国？因为国家让国民感到温暖、亲切与安全；爱国主义为什么盛行？在人道主义的普世价值还未被人类普遍认知与接受前，世界被国家分隔成众多的利益共同体，它们之间相互防范、彼此征战、争夺资源，个人的利益完全附着于国家和民族，需要国家的屏障与民族的支持，这种历史条件下也就激扬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滋生与泛滥。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性的觉醒，人权至上的价值观念逐渐被各国接受、认同而成为普世价值。人道主义就是以人权超越国家，将爱撒向人间，它是一种崇高的思想而非猥琐的利益，是信仰而非欲望。各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就是基于人权至上的核心理念，普世价值使国家超越了狭隘的利益藩篱而聚集在博爱的人道主义旗帜下，为全人类的和平、幸福与发展共同努力、相互携手。在普世价值中国家只是手段人民才是目的，在民主法治国家个人原先所属的国家和种族已不再成为决定其命运的枷锁，每个人不论种族、文化、阶层、性别都能享有人权，都能享有公正、平等与自由的权利，人们所依靠的不再是特定的国家，而是民主制度与普世价值。只有人道主义才能避免国家间的冲突战争，使人类在共同价值观下相互理解、相互协调、相互帮助，求同存异、化解争端、寻求共赢。既然各国都奉行以人为本，也就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没有不可避免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