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并不打算打破这个笼子，恰恰相反，他决定将这个笼子做得更漂亮些，重新把人们赶进去。于是，他在礼的基础上补充了义、廉、耻三个方面。
　　义，这个字，在英语里几乎很难找到相对应的词汇。义的精神，尤为中国文化所特有，内涵深刻，影响深远。不了解“义”，简直无法理解中国文化。管仲初创义的概念时，给出的定义是“不自进”。
　　为什么管仲会提出这么一个“义”字呢？因为他清楚人的一条劣根性，那就是攀比。这本是植根于人对缺乏安全感的恐惧，简直无法克服。因此，从古至今，攀比在人类社会中无处不在，攀比的结果往往决定了人们的心态。
　　可如果有人从攀比中脱颖而出的话，多半不是什么好事，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说俗一点，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所以，如果大家都不自进的话，是非常有利于加强团结，制造一个稳定局面的。
　　实质上，就是管仲放纵了人的劣根性，以牺牲个性为代价，换取了社会的稳定。

　　但日后以墨家为代表的学派对义的概念有了新的阐释，使得义的精神得到了发展，与管仲之时的义已经不大相同，这又是后话了。
　　下面再说说廉和耻。廉耻二字，后世常连起来用。如果有人说你没有廉耻，你高兴么？你不高兴。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人人都不希望做一个让别人瞧不起的人，也就是说，人们都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这就是为什么在任何时代，只要你能成功树立起一套道德标准，愿意违背它的人并不多。就本性而言，人是希望做一个好人的。就好像你照镜子，总希望看到一个英俊潇洒的少年或是亭亭玉立的少女，而不是一个又脏又丑的人吧。

　　廉耻，就是管仲为齐人树立起的道德标准。
　　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坏人坏事呢？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是被社会逼的。现在一闹经济危机，美利坚就枪声不断，杀人、自杀案件一起接一起，正是绝好的例子。
　　因此，若想把人们都成功地装进笼子里去，必须给人们一个好的生活环境。管仲显然懂得这个道理，于是就有了那两句千古名言：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基于这个思想，管仲就提出了他的第二套牧民纲领：四顺论。
　　管仲说：“民众不喜欢忧劳，我们就让他们享乐；民众不喜欢贫贱，我们就帮他们赚钱；民众不喜欢危险，我们就给他们安定；民众不喜欢灭绝，我们就鼓励他们生育。”
　　人们不管是尊礼也好，重义也好，讲究廉耻也好，都是次要的，首要问题是过好日子。
　　这就是管子与后世孔子、墨子这些哲学家最大的不同，他压根没打算拔高人性、完善人格，他只想从最贪婪最自私的人性出发，给民众以最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也使国家富强起来。

　　我们惊奇的发现，这种自利从而利他的理论，倒是与两千四百年后西方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的理论颇为相似。但与后世那位苏格兰人的自由主义不同的是，管仲更重视国家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角色，他推行了一系列天才的经济政策，使得齐国转瞬间国富民强。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经济奇迹，我们一定要看看管仲是怎么实现的。请看下集——轻重富国。
　　【42】 轻重富国
　　如果我问你，什么是国家，你怎么回答？
　　要是你只学过马克思主义的话，你会回答，国家是一个阶级用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器。其实不只马克思、恩格斯，大多数学者考虑国家都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
　　但管仲告诉我们，国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经济职能。

　　这绝对是人类经济史上划时代的理论。管仲把国家设计成了一个经济机器，不断地聚集财富。
　　而国家生财的核心秘诀，就在于两个字——轻重。
　　《史记·管晏列传》：“贵轻重，慎权衡。”
　　《史记·齐太公世家》：“伸轻重渔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
　　《史记·货殖列传》：“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

　　《史记·平淮书》：“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
　　一部《史记》，居然在不同地方四次提到了“轻重”二字。管仲的轻重政策，在中国经济史上可谓举足轻重。
　　那么，什么是“轻重”呢？
　　这个轻重本来是指铸钱的轻重。管仲提出，要“敛轻散重”，说白了，就是贱买贵卖。
　　做生意的人都懂得贱买贵卖，可让国家来做生意，做大生意，至少在中国，实属管仲首创。围绕这个理念，管仲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政策。

　　我们来看看管仲是怎么做的。
　　很多人误以为齐国是个商业国家，其实不然。在那个历史时期，农业始终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管仲岂会忽略？《管子·权修》曰：“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管仲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还是农业。
　　比如一到春耕的时候，管仲就勒令修墓室、修城墙、盖房子、煮盐等等活动必须全部停止，都给我种地去。
　　而正如我们所说，管仲最擅长加入国家机器的经济作用。最突出的政策有三：
　　第一，控制粮价。管仲经常动用国家机器，强行提高粮价。这样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大幅提高，甚至外国的粮食也纷纷涌入齐国。此时，再放开价格控制，粮食供过于求，粮价立刻狂跌。怎么办呢？政府出面，贱价收粮。等到荒年的时候，政府再以较高的价格将粮食抛出。国家在整个过程中大赚一笔，而同时又在灾年平抑了粮价，避免了财富聚集到囤积居奇的富商手里。在管仲的眼里，富商永远是国家的敌人，是重点打击的对象。

　　第二，借贷功能。国家利用各种手段，已经聚集了大量的钱粮。这样，在春耕之时，国家可以贷给困难的农户先进的农具、优质的种子，这些本来是他们买不起的。于是，农业生产率有了保障。等到收获的时候，国家再连本带利收回来。赚了钱，还避免了因贫困导致的劳动力闲置。
　　第三，改革税制。管仲推行了中国税务史上大名鼎鼎的“均地分力，相地衰征”的政策。其实就是推行了土地私有制，把周初的井田制改成了私田，分给农民，再根据土地肥沃程度征收相应比例的税赋。给自己干活当然积极性高了，齐国农业迅速发展。
　　但是，国家机器要想实现这么多功能，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得有钱。屯粮、放贷、轻税，都是得大财主才能干的事情。齐国靠什么赚钱呢？
　　自周始，农业向来被视为国家之本，工商业为末。管仲则提出了“溥本肇末”的观点，也就是本末并重，既重农又重商。
　　在商业上，管仲的经济天才显示得更加淋漓尽致，我们来欣赏一下管仲的表演吧。

　　第一招，首倡社会分工。
　　在工业的原始阶段，社会分工的概念实在是太超前了。为了确保这一先进思想的贯彻落实，管仲提出，将国民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并把国家分出不同区域，四等人要被强制住在不同的区域。
　　大家不要误会啊，这不是搞种族隔离，管先生说了，这是防止大家见异思迁，跑去干别的。管仲坚信：“老鼠的孩子会打洞”，士农工商要从娃娃抓起。于是，每个行业都挤满了家学渊源的人才。
　　这还不算，为了增加工种、提高生产水平，管仲还推行高额奖励政策。比如：喂猪喂得好的，赏黄金一斤；种树种得好的，赏黄金一斤；看病看得好的，赏黄金一斤；养蚕养得好的，赏黄金一斤等等等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齐国各行各业突飞猛进。
　　第二招，国家垄断经营。
　　这就是管仲时期与“相地衰征”齐名的“官山海”政策。山里产的是铁（中国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使用铁器了），海里产的是盐，这些东西原本都是由贵族们在经营，管仲将他们收归国有。但重要的不是归谁管，而是怎么管。

　　管仲在论述开矿时有这样一段话：“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发民，则下疾怨上，边境有兵，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也就是说你不管用奴隶还是平民，开矿都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国家还没怎么赚到钱，就已经民怨沸腾了。
　　这其实是老问题了，统治者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武力镇压。管仲再度拿出他的牧民精神，又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政策：“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也就是说，所有权归国家，开采权下放给平民，国家只抽取30％的利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