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珍在中药界吹响了中医改革的号角后，临床医学也迎来了变革的时代，在明末清初瘟病学派就悄然兴起，叶天士和薛雪“继承”了吴又可的衣钵。叶天士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这一新的辩证体系，而薛雪则被一代文豪袁枚称为“天生一不朽之人”。关于叶、薛俩人的故事很多，相传他俩开始并不和，叶天士的书房提名“踏雪”；薛雪也不示弱将书房命名为“扫叶”，据说他们两个最后还是和解了，并被合称为瘟病学派的创始人。这里插一个故事：薛雪老年时百无聊赖，于是赶时髦，看了些理学方面的书，也写了几篇关于理学的论文，不想在薛雪死后，其后人在他的墓志中只字不提医，而说他是研究理学的。墓志寄给袁枚，袁枚曾经病危，薛雪使他起死回生，所以心存感激。当看过墓志后义愤填膺，发出：“自是而一瓢先生（薛雪的号）不传矣，朽矣！…在理学中未必增—伪席，而方伎中转失一真人矣。岂不悖哉!岂不惜哉!”的感叹。这个故事看似跑题，但笔者还是讲出来是想说明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科技领先上千年后，在清朝被欧洲赶上甚至超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社会地位低下，而研究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的人却窃据高位，中国传统文化朴实的特色遭到了破坏，动摇了其发展的基础。

　　叶、薛的后辈、清朝名医——吴鞠通因参与《四库全书》医书部分的抄写检校工作，而解决了北京户口。不久正值北京地区“非典流行”，当时的医生墨守伤寒治法不知变通，致使许多患者因治疗不当而死亡。吴鞠通运用叶天士之法奋力抢救，挽救了数十生灵，因而名声大振。此后他撰写了《温病条辨》七卷，对温病学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吴鞠通在张仲景创立的六经辨证和叶天士创立的卫气营血辨证方法之后，大胆地改革，提出温病的三焦辨证学说，是在中医理论和辨证方法上的又一创举。“三焦辨证”法：就是将人体“横向”地分为上、中、下三焦。上焦以心肺为主，中焦以脾胃为主，下焦则包括肝、肾、大小肠及膀胱。由此创立了一种新的人体脏腑归类方法，这种方法十分适用于温热病体系的辨证和治疗，诊断明确，便于施治。吴鞠通还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优秀的实用方剂，如银翘散、桑菊饮、藿香正气散、清营汤、清宫汤、犀角地黄汤等等，都是后世医家常用的。《温病条辨》是针对流行病学提出的，是对《伤寒杂病论》这一实用内科学的补充。吴鞠通对中医学的贡献，在于对中医立法上的革新和理论上的完善，不但有理论发挥而且留下了诸多有效的方剂，可以说使得中医的基本治法在外感病和热性病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其实质是中医对流行病学的研究成果。因为《温病条辨》实用性很强，加上没有什么过激的言论，立足点只不过是对《伤寒杂病论》的补充，（而且他彻底脱离了吴又可的思路，返回到中医传统的思维方法中，使吴氏学说未能得到充分发展）所以并没有受到过多的争议，并且被列入了中医四大经典著作。


日期：2009-06-02　20:14:45

　　但这一说法似乎很牵强，首先从时间跨度上看，另外三部距今都有两千余年的历史，而《温病条辨》只有两百年；其次从篇幅上看，《内经》最长，《伤寒杂病论》约占《内经》的一半，而《温病条辨》只有十分之一多些；最后从内容上看，《温病条辨》虽然也创立了三焦辨证的理论，但和《内经》、《伤寒杂病论》比则是小巫见大巫。所以将他剔除出四部经典也不无道理。

　　在清代，中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科技上欧洲都在超越中国。但是在医学上，此时因为有瘟病学派的兴起，加上“种痘术”这一预防天花技术的日臻成熟，可以说在当时中国的医学还是领先于世界的。
　　“种痘术”是人痘接种术，有人说起源于宋朝，有人说是明朝，但关于这方面的专著在是在清朝才出现的。种痘术有四种方法：痘衣法、痘浆法、旱苗法和水苗法，其中痘衣法成功率很低，痘浆法危险性很高，经常出现与自然感染没有区别的症状，所以遭到淘汰。后两种方法又分成两派，一派是湖州派，取患者痘出较为顺利者为苗进行接种；另一派是松江派，他们以人工接种的痘痂为苗，而且认识到苗传越久，毒性越低，并将七次传种之后的苗称为熟苗，几无毒性，显然松江派的技术最为先进，其效果与牛痘相近，只是采集较为麻烦。公元1682年时，康熙皇帝曾下令各地种痘，并成立了专门的政府机构，而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口数量也随之迅速膨胀。

　　后来此技术传到欧洲，被发扬光大，成为现代免疫学的鼻祖。十七世纪中、后叶，沙皇俄国专门派人来学习这项技术，此后这项技术沿着丝绸之路传到土耳其。1718年英国贵族梅林夫人将此技术带到英国，但并未获得取熟苗的技术，她带到英国的只是过时的、在中国已经被淘汰了的技术。尽管如此当时欧洲的一些保守势力仍极力反对这项技术的推广，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公元1694年～1778年），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我听说100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种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英国医生琴纳据说最初就是一位种痘医生（可以肯定至少是受到种痘术的启发），因为发现人痘种植后仍可产生严重的病情，于是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在1796年第一次种植牛痘成功，因此获得了无数的荣誉，他被称为“免疫学之父”。而给他以启迪，发明种痘术的中医现代却被称为不科学的垃圾！


日期：2009-06-03　21:01:51

　　牛痘在十九世纪初传入中国，并逐渐得以推广，但从推广速度、和传播费用多以民间组织承担看，清朝的种痘局并未起到真正的作用。直到民国初年，在上海种痘、牛痘和药物预防仍然并存。在传播过程中，除极少数以种痘为业的人和药铺出于自身利益而阻挠外，主流的中医界对此项技术是持肯定的态度的。有人就发出过“既种之后不受沾染，由一人而至于百人，积百人而推之天下，久久则天壤间永无痘患，岂非大快事哉”（《牛痘新编》），至今这一快事已经成为实现。顺便说一下，在《牛痘新编》中记载，在我国山东也出现过取牛苗接种的事情，但因缺乏史料记载故难以考证，如果能够找到足够的证据，现代免疫学之父的荣誉是否也该属于中医？

　　随着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欧洲的同行们战胜了封建保守势力的阻挠，重新开始了某项医学研究，从而为医学方面步入近代化进而进入现代化，为全面超越中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项研究就是——现代医学解剖学研究！
　　其实与吴鞠通几乎处在同一个时代的医生王清任，已经认识到解剖学的重要，他开始了对解剖学的研究并完成了著作《医林改错》。因为他的言辞激烈，加上自身存在的问题较多，所以受到了保守势力的回击，甚至被戏称为“医林改错越改越错”。

日期：2009-06-04　20:09:30

　　越改越错的《医林改错》
　　还是不能抛开历史来看待事物，王清任写医林改错也是有着历史背景的。在清朝人口的寿命有了显著的提高，在康熙、乾隆年间都搞过千叟宴，在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的一次，与宴者竟达三千零五十六人。再加上平均寿命超过男性的妇女，可想而知当时仅在北京周围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已经比比皆是，七十岁也已经不再算什么古稀了。老年人的增多必然会造成老年病的增加，过去的疑难杂症逐渐成为了常见病。其中脑中风病人的数量必然会明显增加，中风后患者出现偏瘫、语言不利、口眼歪斜、甚至神志不清等症状直至死亡。如果是心主思维意识活动的话，那么这些症状就应该是心出了问题，但事实上显然并非如此。

　　王清任在临床上遇到了许多这类问题，他为此翻阅了大量的医书，但结果令他十分失望，他在《医林改错》中写到“半身不遂一症，古之著书者，虽有四百余家，于半身不遂立论者，仅止数人，数人中并无一人说明病之本源，病不知源，立方安得无错？”当他“遵《灵枢》、《素问》、仲景之论，治之无功；继遵河间、东垣、丹溪（即金元四大家中的刘完素、李杲和朱震亨）之论，投药罔效。”也就是说他运用《黄帝内经》、《金匮要略》以及金元四大家的理论和治则治法都没有什么效果。

　　而且古医籍里关于解剖和生理的记述中存在着许多错误和自相矛盾的地方，所以他开始怀疑经典著作的正确性。其中最有趣的便是他关于二便来源问题的疑问了，他书中写到“言饮食入小肠，化粪下至阑门，即小肠下口，分别清浊，粪归大肠，自丨肛丨门出，水归膀胱为尿。如此论尿从粪中渗出，其气当臭。尝用童子小便，并问及自饮小便之人，只言味咸，其气不臭。再者食与水合化为粪，粪必稀溏作泻，在鸡鸭无小便则可，在牛马有小便则不可，何况乎人？” 于是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实际观察来揭开实事真相，真是个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角色。


日期：2009-06-05　19:5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