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任认为人的脏腑结构对医疗是非常重要的，他指出“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人夜行”（其实对于一个全盲的人来说，夜行和昼行都是一样的）。所以他想通过解剖尸体来证明古医籍中的错误，这和大部分人心目中中医不用了解现代解剖学知识的认识大相径庭。但在当时解剖是违法的，他只能多次到疫病暴死者的乱葬岗中，观察那些被野狗啃噬过的尸体。而这些尸体的内脏结构很可能是残缺不全的，所以他一直被一些问题所困惑，例如：胸腔中纵膈的走向。这时他遇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位可怜的妇女要被判凌迟处死，她因为精神疾患发作而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和公公，在现代她应该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而在当时她则是十恶不赦。这位不幸的妇女给了王清任揭开谜团的一个最佳机会，他跟在犯人身后，准备一探究竟。但在最后时刻他却突然放弃了，理由竟然是男女有别！在这种封建思想的左右下，王清任放弃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此后他虽然多次到刑场参观，但因种种原因都未能得偿所愿。直到四十余年后，他偶然遇到了一位戍边回来的军官，据称见到过许多被杀戮的人，对膈膜了解得很清楚。在王清任的恳求下，这位军官详细解说了纵膈的位置和走向，王清任这才得偿所愿。但愿那位军官是一位平时注意观察事物，而且有足够的语言表达能力的人。

　　由于客观原因的限制，王清任的观察条件甚至还比不上著《黄帝内经》的先贤们。所以他虽然改正了一些中医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如脑主思维意识活动，人体只分胸腔和腹腔而非三焦等。但如果用现代解剖学来验证则是错误百出，甚至比内、难诸经中的记载还要远离事实的真相。例如：《黄帝内经》中记载“肝藏血”（《素问卷十七调经论篇第六十二》），这和现代医学证明的肝脏内储存着大量的血液不谋而合。但王清任认为“肝体坚实，非肠、胃、膀胱可比，绝不能藏血。”而且他认为心中是没有血的，脉搏不是动脉的搏动而是气管的搏动等等，还有前面提到的关于二便来源的问题，现代医学证实食物的营养成分确实是在小肠吸收的，但水主要是在大肠吸收的，这和《黄帝内经》的记述很相近，现代的研究结果是在大肠吸收水分后，并非直接归膀胱，而是通过血液循环到肾脏，经过过滤才形成尿液归膀胱，而大肠吸收的水是绝对不会带臭味的。王清任发现了向十二指肠输送胆汁和胰液的管道，误认为这是输送水液，最终形成尿液的管道，显然他的结论比《黄帝内经》的记述距离事实更远，这样的错误不可枚举。


日期：2009-06-06　19:50:05

　　错误如此之多，言辞又如此激烈，受到攻击就在所难免，《医林改错》越改越错之说随之而起。这部书之所以还能在中医界立足，主要原因在于王清任对治疗中风病方面的贡献。他提出了瘀血理论，认为中风病是因为淤血引起的，这个理论已经很接近于现代医学对心脑血管病的认识，在此基础王清任上创立的“膈下逐瘀汤”、“血府逐瘀汤”之类的方剂，至今还广泛运用于临床且效果颇佳。而他最重要的贡献可能还没有真正让人们所认知，现代中医面临许多难题，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便是中医如何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问题。现代的科研成果如何引入中医理论，如何指导中医的临床治疗，这使许多中医从业者感到迷茫，而一些中医的保守派则以此为由，打着“走中医特色”的旗号，拒绝将现代科技引入中医，其结果则必将是使中医加速毁灭。但可悲的是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不明真相的中医爱好者的支持！王清任则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带给我们许多启示：首先中医不是不需要解剖、生理、病理学知识；其次中医能够将这些知识与临床相结合，并指导临床工作；最后对过去错误的认识进行更正后，不但不会乱，而且会使我们的中医疗效更上一层楼！

　　总之我们不能用现代的科技水平去衡量古代人的认识，王清任进行了医林改错，有的改对了；有的还是没改对；有的甚至改错了，但他那种想用实践来证明的态度是是中医的良好传统，也是中医未来的发展之路！试想一下，如果王清任如果看到了《泰西人身说概》、《主制群征》，以及被爱好科学的康熙大帝禁止出版的《解剖学》，会怎么样？他会不会如获至宝，他还会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错误？试想一下，如果王清任来到现代，面对如此优越的科学研究条件，他是否还会犯这么多错吗？他又会改正多少中医的错误呢？他是否会对人们说某某某是西医的东西，和我们中医无关，我们中医是如何、如何认为的，我们决不会用那些西医的东西！

　　事实上除了王清任之外，还有一些中医可能从未停止过对解剖学的研究。一位老者曾经对笔者讲过一件往事，他说：解放前他曾经有机会拜在一位中医骨科名家门下，只是无法找到老师要的见面礼，所以才错失了良机。笔者本以为见面礼是名人字画或是古玩玉器，但老者却予以否认，他说如果是这些东西就好了！他要的是一幅骨架，而且是一幅肌肉已经腐烂掉了，但骨头之间连接的肌腱尚存的骨架，你说这东西我上哪里去找啊？！那位中医骨科前辈索要的东西显然是为了授课所用，如果没有丰富的解剖学知识，中医骨科怎么能够进行精确的正骨复位？

　　这些事件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没有欧洲列强的侵扰，中国慢慢地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话，我们的科技、我们的中医可能会取得更大的进步，而且很可能做到中医与现代科技的融合，但是随着欧洲列强的入侵，我们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

日期：2009-06-07　13:30:42

　　中西医的分道扬镳
　　随着欧洲列强的入侵，他们带来了西方的宗教、鸦片、文化、科技等，其中也有西医。中医和中国文化一样并不是排外的，相反在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在不断地吸收外来营养以充实自己。早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后，就引进了许多“西药”，如安息香、苏合香等。此后中国就从未停止对“西药”的进口。到了宋朝，由于陆上丝绸之路的断绝，中国又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随着郑和下西洋的创举，来自非洲的“西药”也被引进，于是有了“广角”（因非洲的犀牛角质量好，进口首先会被运到广州而得名），即使到了保守的清代还开发了新药——西洋参。在医疗方面中医也不断吸取外来营养，例如中医骨科就是从蒙古医生处学来的（但现代蒙古大夫却成了庸医的代名词），而源自印度的金针剥障术，至少从唐朝一直流传到解放后，白居易曾为没有得到这种医疗技术的救治感到遗憾，而毛泽东这位伟人则在这项技术的帮助下重见光明（在印度这项技术已经失传）。但这些交流多限于药物和技术方面，在理论方面虽然有传入，但影响很小，主要还是因为传入的理论自身问题较多造成的。例如在唐朝孙思邈等人的著作里就出现过印度医学的理论，但此后逐渐销声匿迹。阿拉伯医学在金元时期也来到中国，并造成当时香燥药物流行一时的局面，后受到朱丹溪的批评才得以遏制，此后也只有药物方剂留用。总之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并不保守，所以才会创造出这么多世界医学史上的第一，又有哪一位中医名人不是因靠独树一帜，开拓创新而扬名天下的呢？

　　当西医传入中国时，中医们也并未排斥它，而是怀着取长补短的胸怀来接纳它的。虽然当时西医对华人影响很小，但一些小科的药物如阿托品眼药水等以其卓越的疗效，还是受到了中医们的重视。李鸿章在1890年为《万国药方》作序时写到：“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以医学岂曰小补！”
　　清朝的名医唐宗海在1892年出版了一本叫《中西汇通医书五种》的书，在沟通中西医学方面，做了大胆尝试。其中有一段话“西医初出，未尽周详，中医沿讹，率多差谬。西医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表现出中医人实事求是，勇于面对自己，修正自己的错误，锐意进取的一面。而广东的朱沛文(约生于19世纪中期)，著《华洋脏象约纂》他强调学习西医的解剖知识，以弥补中医学对人体结构缺乏细致了解的不足。但对汇通中西医学态度比较慎重，采取“通其可通，存其可异”，“不能强合”的主张。


日期：2009-06-08　20:09:17

　　进入民国后，中医们更加重视对西医的认识，当时著名的医家张锡纯就主张中西药合用，他发现西药普遍起效快，但作用时间短，而中药起效慢，但作用持久，两者正好取长补短。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并创立了许多中西药合用的方剂，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白虎汤加APC。但在新中国建国后，一些出版社再版《医学衷中参西录》时却删除了其中西药部分，这也反映出当代某些中医的思想倾向性，似乎保留西医内容就会影响到名中医的形象！

　　此后的恽铁樵提出“中医而有演进之价值，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他还认为：“中西医之不同，乃由于中西文化之不同”，“是根本不同方法之两种学说”。他开始运用一些现代解剖学的知识来解释中医理论，例如提出：“《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之五脏”。这些前辈被称为会通派，但由于当时西医除解剖外西医尚无什么可供中医学习的长处，所以他们不可能真正了解西医的强大，也不可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意见，但可悲的是他们的观点被现代一些“中医”肆意的曲解，甚至成为“中医”据不认错的理由。例如前面讲过的恽老先生的观点竟演变成了“中医的脏腑和西医的脏器不是一回事”，我们不禁要问那么中医的脏腑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不是人身上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