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样的调整会取得成功呢？原因在于这样的调整巩固了皇权也巩固了政权。这里所称的皇权是皇帝本人对国家的统治权，政权是整个统治阶层对国家的统治权。
　　具体来说，我们先看这样的调整是如何巩固皇权的。对于皇权的威胁，主要来源于统治阶级内部。而威胁最大，有两个集团，一是皇族，二是军事将领，即军功阶层。
　　皇族对皇权的威胁怎么会大呢？原因在于他们同姓，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就有了继承皇位的法理基础。有了法理基础，就有了野心。哥哥能当皇帝，弟弟凭什么只能当诸侯？如果是严格按宗法制中嫡长子继承也就还好一些，问题是继任的皇帝好多人都不是嫡长子。而其他皇族子弟可能认为自己的血统还要更高贵一些，自然起了贼心。比如说，汉文帝刘恒是刘邦庶妻薄姬所生，而淮南王刘长也是刘邦的小儿子，他自然不服，阴谋叛乱。可以说，这些皇族有反叛之心，但是不见得有反叛之力，只要有了反叛之力，那就会有大麻烦。汉初那么多诸侯王造反，能力大的乱子大(比如七国之乱)，能力小的乱子小(比如几代淮南王)，皇帝们总结一个教训，皇族不可靠，给钱养着他们可以，权是千万不能给。

　　再看军功阶层，这些人要么是实际掌握着军队，手下有兵，要么在军队中有崇高的威望，一声招呼能有军队效命。这种人要是发动政变，那可不得了。有道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有了枪杆子，造起反来当然威胁最大也最直接。他们和皇族不同，皇族是有心不见得有力，他们是有力不见得有心。怎么办呢？两招，一是笼络之，二是削弱之。用前一招，想尽办法选那些比较忠心的军事将领来领军或者让军事统帅忠于自己，但是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为什么呢？人心隔肚皮，有用没用皇帝自己心里是没谱的。皇帝成天提心吊胆，就怕手下这些个将领造反。特别是由于战争的原因，军权需要集中的时候更是如此。这事儿，军事将领也知道，他们也担心。因为被君主怀疑而丧命或丢官的太多了，像乐毅、廉颇、李牧不都是这样吗？当年王翦率兵灭楚时一个劲儿地向秦始皇(当时还是秦王政)表忠心，不就是怕老板不放心吗？后一招，比较管用，于是先是韩信等被杀，后来是周亚夫。但是，问题在于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军队，军队也不能没有领袖。到汉武帝的时候，也是机缘巧合，汉武帝的小舅子卫青是个军事奇才，于是想出了一个高招，让外戚来统兵。外戚比较忠诚。为什么呢？外戚的核心政治资本是和皇帝的姻亲关系，皇帝一换，姻亲关系就不存在了，他的政治资本就大大削弱了，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他反皇帝就是反自己。从历史上来看，后族(外戚加后妃)专政的时候比较多，造反的比较少。

　　削弱了皇族和军功阶层的势力，皇权就巩固了。但是，请注意，皇权的巩固必须建立在政权巩固的基础之上。政权怎么巩固法呢？前面提到了一条，知识分子的势力稳中有升。知识分子是统治阶层七大势力中治国能力最高的一个阶层，他们的力量保持稳定并增长就为政权的巩固提供了保障。西汉开始实行察举制，而且多次颁布求贤令，这就使得政权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支持，知识分子在西汉的朝庭中始终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从而稳定了西汉政府的统治地位。

　　第三个要调整的关系是国际关系。
　　秦帝国的对外政策可谓是咄咄逼人。贾谊的《过秦论》中有言，“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谁敢不服？扁你!一副江湖老大的气派，
　　到了汉初，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暴政和战乱，国力大幅度下降，军事力量也下降了。不过，最开始刘邦也没把匈奴人放在眼里，毕竟他没有国际政治经验，又生活在南方，估计对于匈奴有多厉害，一点也不知道。结果，好家伙，十万大军差点儿被人包了饺子。自那以后，西汉的对外策略就一个字，“忍”!吕后被人家写信进行性骚扰，忍；文、景被人家索要公主、财物，还是忍；就连被侵略，也是能忍则忍，消极防御。

　　对北边的匈奴忍，对南边的南越也忍，没有采取军事攻伐的战略。
　　说句实在话，这个忍字诀真是了不起。充满了政治智慧，后来也有在同样情况下不忍的，结果并不好。这个以后再说。几十年忍下来，结果是什么？由于没有外来的干扰，大汉帝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到汉武帝的时候国力大大增强。这时候，不忍了。而且主动出击，找个由头开扁。于是有了马邑之谋。虽然失败了，但从此北方战端大开。几十年的仗打下来，把匈奴打怕了，打服了。至于怎么打的，有关的书和材料太多，随处可见，在此不多说了。北边打了匈奴，南边的南越也一并收拾了。结果大汉帝国的疆域大为扩张，帝国达到了鼎盛时期。

　　西汉在汉武帝的手中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然而，也正是这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西汉帝国钉下了棺材上的第一枚铁钉。
　　怎么回事呢？
　　我们前面曾讲过，西汉初期由于接受了秦末宦官赵高专权的教训，宦官势力一直比较微弱。然而，到了汉武帝时，这位与秦始皇在个性、喜好上极为相似、后来被并称为秦皇汉武的君主，也居然和秦始皇一样，让宦官进入了政府中枢，担任政府的秘书长中书令一职。在汉武帝看来，中书令不过就是替自己传传话、把自己的意见形成文字材料(圣旨)的人，没有什么决策权，根本不会有什么威胁。然而，他忘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赵高在秦始皇时代也没有权力，然而秦始皇死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也就是说，一旦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皇帝，宦官就成了争夺政权的强大力量。

　　除了皇帝，宦官能否掌权还受到其他政治力量的制约，或者反过来说，宦官需要其他政治力量的帮助才能掌握政权。知识分子从心眼儿里是鄙视太监这种不健全人的，不太可能与他们合谋。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李斯(李斯和赵高的结合有一定偶然性，如果没有蒙恬这个强大的外敌，他们不可能勾结起来)，但总的来说可能性不大。军功阶层和地方豪族也和知识分子类似，看不起宦官，另外接触也少，支持宦官的可能性也不大。那么谁最有可能支持宦官呢？只有那些和他们接触比较多，虽然看不起他们却也根本没把他们当人看的人，即皇帝、后族和皇族。他们对宦官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宦官能否掌权。

　　汉武帝死后是个什么状况呢？以知识分子主，外戚为辅。当时霍光、田千秋、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五人辅政，其中田千秋、上官桀和桑弘羊三个都是正宗的知识分子，金日磾也接受了儒家教育，算半个知识分子。霍光虽然有外戚的成分，但也是知识分子。后来在政治斗争中，霍光取胜，大权独揽，政权开始由知识分子向外戚转移。不过身为外戚的霍光是个政治家，治国有方，所以在霍光主政的时期，政局还是比较稳定，延续了西汉帝国的强盛状态。

　　霍光死后，情况就不是那么乐观了。
　　霍光死后，汉宣帝亲政，首先就是将霍氏的势力从朝中清除，霍氏全族被杀。政权又回到了皇帝的手中。不过汉宣帝也是个了不起的皇帝，自己掌控权力的同时，重用知识分子，一时间如邴吉、萧望之、韦玄成等名臣，可谓人才济济。前面曾提到，知识分子是执政能力最强的一个集团，知识分子主政期间，自然容易出现国泰民安的情况。汉宣帝时期就是这样，无论内政还是外交，政策极少有失误，史称汉宣之治，据说当时“吏称其职，民安其业”。西汉帝国的国力在汉宣帝时期达到了极点。不过，汉宣帝却延续了汉武帝重用宦官的毛病，用宦官弘恭、石显掌控中央办公厅。汉宣帝在位的时候，没问题，他一死，问题就来了。

　　汉宣帝死后，汉元帝继位，当时辅政大臣主要有三个，分别是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前将军光禄勋萧望之和光禄大夫周堪。史高是外戚，而萧望之和周堪则是知识分子的代表。这种权力架构基本延续了皇帝为中心，知识分子、后族为两翼的模式。
　　而这时，由于汉元帝的弱势(性格比较懦弱)和对宦官的信任，以弘恭、石显为代表的宦官势力已经有所抬头。汉元帝认为宦官没有家室，形不成盘根错节的庞大集团。加上，宦官们善于顺风承旨，阿谀奉承，元帝可以称心如意，为所欲为。宦官势力的抬头对原有的皇帝为中心，知识分子、后族为两翼的权力架构形成了冲击。
　　前面已经说了，知识分子一般是不屑于宦官打交道的，萧望之针对宦官势力的抬头，指出重用宦官本不是国家的旧制，又违背了古人不近刑余之人的规定，认为应当革除宦官专制的弊制，以士人代替宦官担任的要职。同时，为了增强本方的力量，萧望之又引入皇族人物同时也是达学之士刘更生（楚王刘交的后代，成帝时改名刘向)来对抗宦官，要求皇帝改正错误。史称“谋议劝道，正义古制多所欲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