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我们抛开是否称帝这个名义上的东东不算，单就政治权力归属的情况来分析，结果就大不一样了。也就是说我们不应看名义上是什么，而要看实际上是什么。对此，我的看法是：曹魏政权从公元207年基本统一北方算起，到公元254年司马师废掉皇帝曹芳改立曹髦为帝为止，总共47年；蜀汉政权，从公元214年刘备夺取益州开始，到公元263年后主刘禅投降为止，总计49年；东吴政权，从公元199年孙策平定江南算起，到公元280年西晋吞吴为止，总共81年。可见，实际上存在时间最短、灭亡最早的，不是蜀汉政权，而是曹操建立的曹魏政权。

　　再看第二个问题，蜀汉后期人材凋零了吗？我认为，这样的观念主要是来源于《三国演义》。有人就说：“刘备在世的时候，各种人才闻名而来，文有诸葛亮庞统，武有关张赵马黄“五虎将”，可谓人才济济；刘备死后诸葛亮主政以来，蜀国的人才就越来越少了，原先的五虎将死的死老的老，偶尔有个姜维也是独木难支，以致后来出现‘军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这样一个人材短缺的局面。”这绝对不是事实。蜀汉政权在诸葛亮死后同样是人才济济，蒋琬、费祎、董允等文官不说，武将同样很优秀。除了大家熟知的姜维以外，还有王平、邓芝、马忠、张翼、宗预、张嶷等人都是很有能力的将领。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公元244年，魏国十万大军突袭汉中。当时汉中驻军不满三万，而守将王平、刘敏临危不惧且应对无误，支持到援军到来，最终大破魏军。第二个，张嶷随马忠讨叛羌时，恩威并施，不断分化瓦解敌人，结果大获全胜，史称“辄有筹画战克之功”。只不过这些人在《三国演义》里戏份不足，所以不为大伙熟知罢了。

　　第三个问题，诸葛亮的北伐造成蜀汉国力衰竭了吗？有不少人是这样认为的。易中天先生就指出：“诸葛亮‘数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这些都是益州集团反对的事”，并说打仗的结果必然是“人民甚苦”。为了证明这个论点，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谯周的《仇国论》，比如吴国使者薛珝说的话。(这里顺便说一下《品三国》里的一处硬伤，薛珝是在孙休时出使吴国的，而易中天先生却说他“回国以后对孙权说”，这明显不对。)还比如，蜀国灭亡时平均九个人就要养活一个士兵等等。但是，要注意，谯周的《仇国论》是什么时候写的？是在诸葛亮在世时或是死后不久写的吗？不是。《三国志》里写得清楚，“于时军旅数出，百姓凋瘁，周与尚书令陈祇论其利害，退而书之，谓之《仇国论》”。也就是说，第一当时陈祇是尚书令，第二此前连年征战。而陈祇当尚书令时间是从延熙十四年到景耀元年，即公元251年至258年。而在这几年间，公元253年以前是没有打仗的。也就是说，《仇国论》应该写于公元254年至258年之间。而这个时候，诸葛亮已去世20多年了。而那个薛珝出使蜀汉是在孙休时，孙休公元258年至264年在位，可见薛珝说的是诸葛亮去世近30年时蜀国的情况。那个所谓“平均九个人就要养活一个士兵”更是蜀亡时的事(注意，东吴亡时兵民比例也和蜀汉差不多，一比十)。二十多年后蜀国国力的耗尽能怪到诸葛亮头上吗？或许有人会说，这是执行诸葛亮北伐中原的总体战略的结果。要知道，政策要依时而变，哪有一条道走到黑的道理？诸葛亮也没有定下规矩说要“一百年不变”嘛。

　　那么蜀汉政权为什么会灭亡呢？易中天先生提出了三个原因：其一，依法治国理念得不到士族支持；其二，外来政权与本土士族的矛盾；其三，诸葛亮过高地估计了他政治理想的号召力。这种说法沾点儿边，但却没有抓住要害。
　　我们前面说过了，蜀汉政权是以复兴汉室这个政治理想为依靠力量的政权。这种情况到诸葛亮死后发生了变化。随着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这批拥汉派知识分子和军事将领的逝世，复兴汉室这个政治理想的号召力越来越弱。蜀汉政权的领导层里有很多人已经没有心思复兴汉室，而是要保国安民了。比如费祎就说：“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蜀汉政权的依靠力量是什么呢？是民，也就是中小地主和自耕农。把“保国治民”这件事做好，蜀汉就能长存下去。至于士族大地主，或许有些不满，但由于蜀汉政权依法治国、处事公平而且吏治清明，他们也是支持至少不反对蜀汉政权的。正是因此，在从公元234年诸葛亮去世到公元253年费祎遇刺身亡为止长达19年的时间里，蜀汉帝国国泰民安，和魏国的战争只有三次，其中除了魏国主动来攻的那一次规模较大以外，另外两次主动出击规模都不大，“其兵不过万人”。如果这种形势延续下去，蜀汉可能还可以存在很长时间。

　　然而，自从姜维主持军政大权以后，情况就为之一变。怎么变的呢？蜀汉政权的权力架构变了。前面讲了原先蜀汉的权力架构是作为精神领袖的皇帝在上，下面是知识分子集团和军事将领集团。而这两个集团的结合点就是诸葛亮、蒋琬和费祎。而费祎死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变成了知识分子主内政，军事将领主外事。有人会说，这样各司其职不是很好吗？问题是一旦这两个集团没有了交集，整个蜀汉政府就变成了两套班子，各干各的。有人说，不是还有个刘禅吗？他就是一个精神领袖或者是橡皮图章，基本上不管事。就是这个姜维，从费祎去世当年开始，连续五年兴兵伐魏，耗尽了国力。窃以为，《仇国论》应该就是反对姜维的。

　　那么姜维为什么要兴兵伐魏呢？他是继承了诸葛亮的遗志吗？既是也不是。为什么说是呢？北伐中原，确实是诸葛亮的遗愿。为什么说不是呢？姜维本人并不是拥汉派，相反是魏国将领不得已而投降蜀国的。姜维伐魏不是为了复兴汉室，而是有私心的，陈寿就说他“志立功名”。作为一个纯军事将领，其政治资本就是军功，不打仗哪来的军功？费祎死后，姜维大举伐魏，而几场仗打下来，官位是一路看涨。253年开始大举伐魏，第二年加督中外军事，256年当上大将军。当然仗打输了是要降级的，256年战败，就贬为后将军。为了升官，又打，258年复拜大将军。还有例证，姜维认为原先魏延、王平守汉中时“实兵诸围以御外敌”这种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战法“然适可御敌，不获大利”，改用诱敌深入的打法。这哪里是为了保国安民，分明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战功而冒险。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蜀汉之亡，责任在姜维呢？也不能这么说。作为军事将领，好战是很正常的。比如说魏延，诸葛亮死时，他是怎么说的？“丞相虽亡，吾自见在，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要知道，战争要靠军功集团去打，但是是否发动战争的权力不能给军功集团。
　　蜀汉灭亡的根源在于对帝国制度的背叛，蜀汉帝国的政权架构弱化了皇权。其结果是权力架构存在一个致命缺陷：在知识分子集团和军功集团之间缺少一个稳定的结合点。在帝国时代，一般这个结合点是皇帝，而后主刘禅又基本是个摆设，所以只能依靠那些既是知识分子又属于军功集团的人或者两边都支持、都服从的人作为领袖，而一旦找不到这个人，政权就分裂了。这种缺陷有没有办法解决呢？有。一种办法就是加强皇权，皇帝是两边都服的人；再一种就是民主选举，选一个大家都服的人出来。可是蜀汉政权，哪一条都做不到。

　　易中天先生说：诸葛亮要建立一种新的国家制度，概括为八个字，“虚君实相，依法治国”。并且还称之为“当时最好的制度”。诸葛亮是否有这样一个想法我表示怀疑。不过，虚君实相确是蜀汉的一大特色。但是蜀汉政权的现实告诉我们，“虚君实相”绝不是一个什么好的制度。其核心问题在于，没有民主作为基础，这个实的“相”如何产生？如何服众？当大家都想争当这个“相”时，于是就有了陈祇的媚上，黄皓的弄权和姜维的好战。

　　蜀汉之亡当然还有一些偶然因素，但是其政权内部的混乱已经决定了其灭亡的命运。
　　蜀汉的灭亡从表面上来看，是被曹魏所灭的。但是，曹魏政权事实上早就不姓了曹了。姓什么呢？姓司马。曹魏政权怎么会落到司马氏的手里呢？易中天先生说得简单，他说：“曹魏毕竟是一个‘非士族’的‘法家寒族政权’。一旦改变性质，变成士族地主阶级的，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呢？所以曹丕的魏朝已不是曹操的魏国。曹丕成功代汉之日，也就是曹魏行将灭亡之时。以司马家族为首的士族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不过是为士族的政权再次加冕。这就是曹魏的道路，也是它终于灭亡的根本原因。”

　　这话对不对呢？有一定道理，但是实在太简要了。这也是《品三国》的一大缺憾，虎头蛇尾，仿佛曹操、刘备、孙权和诸葛亮一死三国就结束了，挺像大多数人看《三国演义》一样，只看前半截。曹魏政权是怎么亡的呢？
　　这事儿得从头说起，从曹操那儿说起。对于曹操是否有心篡汉，历来就有两种观点。很多人都说曹操是一心要篡汉的。也有一部分人不这么看，比如吕思勉先生就专门写文章为曹操平反。而易中天先生则说：“事实上曹操和荀彧一样，也是进退两难。”我觉得此话说得极对，对于篡不篡汉这个问题上，曹操的内心是极其矛盾的。为什么呢？倒是不易中天先生所言“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的曹操“无法面对荀彧那双忧郁的眼睛”，而在于篡汉有莫大的政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