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在韬光养晦了十年之后，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以曹爽为核心的谯沛集团几乎全军覆没，大权完全落入了以司马家族为首汝颍集团的手里。通过这次政变，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时两个集团的实力其实旗鼓相当。当时桓范冲出城去投曹爽时，司马懿曾不无忧虑地对手下人说：“智囊往矣！”可见当时司马懿对于政变能否成功并非胸有成竹。可惜，曹爽没有听从桓范的计策去许昌然后调军队平叛，否则，鹿死谁手还很难说。

　　司马懿通过政变掌握朝政之后，虽然对于司马氏而言，要想篡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对于曹魏政权而言，已是“恰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了。
　　曹魏政权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我们再来讲东吴的情况。东吴的政权结构我们前面也讲过，是一个以孙氏皇族为核心、地方豪族为外围的一个族群大联盟，就像一个黑帮。龙头老大是孙氏，陆氏、朱氏等江南大族是跟班。这样一个政权，其内部稳定性肯定差。但是，对外呢？他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本土气息特别浓厚，进攻没有太大动力，胜多败少；防守非常顽强，想打垮他们倒也不容易。孙权、诸葛恪都曾大举北伐，但劳而无功；刘备、曹操、曹丕也都曾尝试过一举灭吴，却都是大败而归。

　　这是这么一个奇怪的政权，盘踞江东81年。这样一个政权是怎么为西晋所灭的呢？历来一向顽强的防守，为什么会在西晋的进攻面前不堪一击呢？难道西晋的军事实力强于当年的蜀、魏吗？仅仅是因为孙皓的暴政吗？我们以后再讲。
　　对于东吴的灭亡，一般而言，有两种观点。一是孙皓暴政，二是江东士族的势力不如中原士族。后一种观点，以易中天先生为代表。我个人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对，但又都没有说全面。怎么没说全面呢？对于东吴的灭亡必须结合西晋的兴起来谈。
　　大家都知道，西晋是司马氏建立的士族政权。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蜀汉政权是中小地主政权，曹魏是士族地主(汝颍集团)和非士族地方豪族(谯沛集团)的联合政权，而东吴是地方豪族政权。对于地方豪族，蜀汉是始终打压，曹魏是既压制又依赖，最终转为依赖，而东吴是一贯放任，完全依赖。西晋是曹魏的继承者，他对地方豪族的态度，就是依赖。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江东地方豪族对于外来侵略的态度。刘备的蜀汉帝国来侵、曹操和曹丕的曹魏帝国来侵，对于江东豪族而言，一旦失败，就会有较大的利益损失。也许是巧合，压制豪族势力的刘备和曹操败得都很惨，对豪族势力态度较温和的曹丕相对而言就好得多。而当前来入侵的是纯粹的士族政权西晋的时候，江东大族们有没有必要死拼呢？显然没有。

　　所以说，东吴之亡，首先在于西晋的政治进攻。当时羊祜镇襄阳，与孙吴守将陆抗对峙。羊祜采取的办法就是以德收买人心。收买什么人的人心呢？史书没有明言，但是肯定不是一般老百姓，估计主要是士族大地主。因为，只有这些人才是东吴的实力派人士。前面讲过，东吴是世袭领兵制，军队不是国有的。只要能够收买那些控制兵权的地方豪族，那灭吴就是分分钟的事。

　　政治进攻只是外部因素，东吴灭亡的内部因素是什么呢？应该说孙皓的暴政是个问题。孙皓的暴政有主要两个方面，一是大兴土木，穷奢极欲；二是随意诛杀大臣。前者，其实是江东所有士家大族生活的代表，也是所有士族生活的代表，西晋其实也一样，晋武帝比孙皓也好不到哪儿去；但是后者的问题就要严重得多。由于孙皓经常随意诛杀大臣，这些大臣，即地方大族的首领当然人人自危，谁会为他卖命？当然，孙权也杀人，而且杀得也很厉害，但是一则孙权还不是随便乱杀，他杀人是为了防止地方豪族的势力超过皇族；二来孙权当时对于地方豪族的政策是三国中最优惠的，所以凝聚力还有。到孙皓这儿，情况变了，西晋对地方豪族的政策也非常好，而他杀人又完全是凭自己的喜好。当然是离心离德。

　　所以到公元279年冬，西晋兴师伐吴，吴军非溃即降，次年三月，西晋王濬的大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进入了石头城。吴主孙皓请降，东吴灭亡。对东吴之亡，孙皓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非粮不足，非城不因，兵将背战耳”。
　　西晋统一了天下，是中国历史上继秦、西汉、东汉之后第四个统一的帝国。然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说法在它的身上却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个帝国压根儿就没怎么“兴”过。它之所以能统一天下，只不过对手比他垮得更快些。
　　但它毕竟是一个相对于魏、蜀、吴的沉沦而兴起的帝国。它一定会从魏、蜀、吴三国的灭亡中或多或少地吸取一些教训。它是怎么做的呢？
　　其一，分封诸侯，加强宗室的力量。司马氏所以能够取代曹魏，与曹魏政权削弱宗室的力量不无关系。于是，早在司马昭当权之时，就曾命裴秀等制订五等分封制，分王、公、大国侯和次国侯、大国伯和次国伯、大国子和次国子、男九等。到公元265年，晋武帝实行分封诸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西晋的分封诸侯王与西汉初年是不同的，最初其力量不足以危及中央政权。一是“以郡为国”，“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也就是说，这些国其实和郡差不多，一个大国也就一个郡大，制度也和郡差不多。二是郡多国少。西晋有十九州一百七十二郡，其中划出来分封成国的，只有三十个左右，从数量上看，远小于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郡的数量。三是起初“诸王公皆在京都”，直到咸宁三年才很不情愿地到封地去。

　　其二，广立高官，分化相权。魏代汉、晋代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朝中出现了一个能够掌控整个大权的权臣。所以，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在西晋发生，晋武帝司马炎在中央最高的统治阶层设置了“八公”，即太宰(即太师，因避司马师之讳改了)、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古代三公加上汉时的三公，再加上与太尉职权相同、以往不同时并置的大司马、大将军，混在一起，目的一则是笼络功臣、二则是让他们相互牵制、不至于一家独大。在武职方面，西晋不但有汉代已有的骠骑、车骑将军和四征(征东、征西、征南、征北)和曹魏增设的安东、安西、安南、安北四安将军，又加了四镇、四平，和不计其数的杂号将军。再加上什么都督、监都军之类的，那真是高官成群。

　　其三，实行占田、课田制度。魏、蜀、吴三国都有屯田。屯田制度的大规模推行，主要原因是战乱。屯田，可以说就是生产建设兵团，屯民被强制在国有土地上劳作，有的打仗时还要去作战，这种剥削是非常之重的。在战乱年代，只要能活命，怎么都行，屯田行得通；但到了和平年代，情况就不同了，反抗、逃亡增多。为了缓和矛盾，整齐划一编户和屯民的赋役，便于政府管理，更有效地开垦荒地，发展经济，从司马昭掌权开始，逐渐开始废止屯田。公元280年，也就是西晋统一天下的那一年，西晋颁布了占田、课田制度。占田、课田令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减半，次丁女不课（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官吏以官品高卑贵贱占田，从第一品占五十顷，至第九品占十顷，每品之间递减五顷。在占田数内，丁男课田五十亩，次丁男二十五亩，丁女二十亩。课田租额，每亩八升。政府不管人民是否占足限额土地，一律按照上述标准征收田租。只有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不课田者，交纳“义米”，每户三斛；更远者交五斗；极远者交“算钱”，每人二十八文。这套经济政策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缓和阶级矛盾，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二是规范地方豪族的土地兼并行为，对士族官僚大地主们对土地的所有权予以法律上的承认。

　　其四，罢州郡兵。晋武帝在统一天下之后，认为从此天下太平，各州郡的军队一则无用、二来可能会对皇权有威胁，所以下诏说：“江表平定，天下合之为一，当韬戢干戈，与天下休息。诸州无事者罢其兵。刺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罢州郡武备之后，“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这一招，是学刘秀的。最初的效果也是不错的。至少，裁军之后减少了财政开支而又增加了劳动力，有利于发展生产。

　　通过这么四项政策，应该说在西晋初年，晋武帝当政的这段时间内，西晋的整个社会是比较稳定，所以才有所谓“太康盛世”一说，说是“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是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这当然是溢美之辞。不过，当时人民生活水平较原先有所提高倒也应该是事实。

　　然而在表面上的复兴之下，却是巨大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