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道德沦丧。这里讲的道德，不是我们平常生活中的道德，比如什么尊老爱幼、不随地吐痰之类的，而是政治道德，即政府官员的职业道德。在帝制时期，这个道德规范有四个基本点：第一，忠君；第二，爱民；第三，勤政；第四，不贪图享乐。能够做到这四点，对于君主是有利的，对于老百姓也是有利的，对于整个国家政权和社会都是有利的。所以在中华帝国的大多数时候，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此极为推崇。诸葛亮之所以受到后来历代封建帝王、官僚、文人的一致推崇，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在这四点上都做得出类拔萃。但是，在西晋，这四条完全被颠覆。

　　首先，我们来谈忠君。是皇帝，都希望臣子能忠君。这是无一例外的。那么，什么人不希望臣子忠心呢？答案是：想篡位的人。曹操、曹丕是这样的人；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都是这样的人。前面讲曹魏的时候已经说了，从曹操迈向皇帝宝座的那一刻起，他就在宣称：“我的政府官员不必忠于皇帝”。这话，放在司马氏祖孙三代四个人的身上同样合适，甚至还有过之。举一个例子吧，公元260年，当时曹魏帝国的皇帝曹髦召见王沈、王经、王业等三人，愤慨说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率领宫人三百余人讨伐司马昭。王沈与王业先行向司马昭通风报信，司马昭马上派中护军贾充率兵入宫镇压，双方在宫内东止车门相遇。面对皇帝，司马昭的军士不敢上前。在这种情况下，贾充断然令手下成济击杀曹髦。事后，司马昭杀了成济，但却重用贾充；而且把没来报信的王经给杀掉了。这就明摆着告诉大家，“皇帝不但不是不可以侵犯，而且在必要时是可以杀掉的。忠于皇帝，是没有好下场的。”所以，后来有人评价说，司马氏的开国功臣大多是些见利忘义的卑鄙小人。指望这些人做忠臣，那是不可能的。

　　其次，我们来谈谈爱民。在中国历史上，爱民的官员是很少的，现在也不算多。但是，不爱民到西晋那种程度却也是罕见的。举一个例子。石崇这个人，大家多少听说过，这家伙一是富得冒油，二是不把人当人。前者我们等会再说，现在只说他滥杀无辜。我在讲汉光武帝刘秀的时候说到过，刘秀先后十次下诏优待奴婢，不允许随便杀奴婢。而石崇怎么样呢？命婢女劝客人饮酒，如果客人不饮，就杀奴婢。有一次，一个奴婢在演奏音乐的时候有点儿跑调，结果石崇下令将她当场打死。对人的生命轻视到如此地步。这还不是个案。东晋初年权倾朝野的王敦，当时在石崇那里做客。奴婢劝他喝酒，他就是不喝，眼看着三个奴婢被杀，神色自若。还对一起做客的王导说：“他杀他自己的人，关我什么事。”这样的人做官，能爱民吗？

　　再次，我们来谈谈勤政的问题。大家都知道，魏晋时期是玄学的鼎盛时期。朝中大员们坐到一起不谈工作，说些日常琐事，再就是谈哲学，也就是“清谈”。清谈最初是起源于谯沛集团和汝颍集团相互争论评价人才时道德为先（汝颍集团观点，因为道德主要看社会评价，道德为先有利于士族集团）还是才能为先（谯沛集团观点，因为才能出要看功绩，适应军功集团的要求）的问题。进而争论：有德是否一定有才的问题。后来逐渐展开，成了讨论世界本源的哲学话题。那么，这个话题为什么会成为热点话题，成为朝中大员们的主要工作呢？我想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风气使然。最初大家谈哲学问题，是因为从东汉末年开始，知识分子们发现直接品评政治人物容易招致杀身之祸，所以转而去讨论抽象的玄理。但是到后来，就成了一种社会风气，你不谈这个，大家看不起你。这是一种社会现象，后来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之说，反映的也是这种现象。二是实际经验的不足。这些官员，从小就是锦衣玉食，不用参加劳动，也不接触普通百姓。而且一进入官场，凭借门第就能当上大官，根本不用了解基层的行政事务。你说，他们这些什么实际行政事务都没干过的人，能谈什么？当然除了谈谈哲学显示一下学识之外，只能是谈些明星绯闻、黄段子之类的。当这些官员都去清谈或者说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事的时候，政府实际事务，没人花力气去搞。所以，晋武帝时大臣何曾就对自己儿子说：“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唯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兆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已经预见到了西晋的灭亡。

　　最后，说一下不贪图享乐这一条。西晋的风气和这一条恰恰相反，不是贪图享乐，而是比着享乐。从皇帝开始就这样。晋武帝司马炎，那真是“超男”。怎么个“超”法呢？后宫就有大小老婆一万多人。他一下班（我个人怀疑他到底每天或者每周上多少小时班）就驾着羊车在后宫里转，转到哪儿就跟谁那啥，真是比A片的男主角还累。不但贪色，而且贪财。大臣刘毅就当面批评司马炎说：“陛下卖官，钱入私门”，连东汉桓灵二帝都不如。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整个西晋朝庭，官员一个比一个爱享受。举几个例子，何曾，日食万钱，他儿子何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日食二万。王济，以人乳养猪。这还都算是朴素的。更突出的是石崇和王恺比富。当时又没有“福布斯”做个排行榜，于是只能比看谁花得多。王恺饭后用糖水洗锅，石崇便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做了四十里的紫丝布步障，石崇便做五十里的锦步障；王恺用赤石脂涂墙壁，石崇便用花椒。斗到最后，结果石崇胜出。石崇也真是个人才，他家的厕所修建得华美绝伦，准备了各种的香水、香膏给客人洗手、抹脸。有一次，大臣刘寮去石崇家拜访，上厕所时，见厕所里有绛色蚊帐、垫子、褥子等极讲究的陈设，还有婢女捧着香袋侍候，忙退出来，笑对石崇说：“我错进了你的内室。”石崇说：“那是厕所！”把刘寮搞傻了。

　　第二条，矛盾重重。整个西晋就是一个矛盾综合体，从上到下、从内而外处处是矛盾，就没有和谐过。有哪些主要矛盾呢？我们由核心往外说。一是皇族集团内部的矛盾；二是士族大地主之间的矛盾；三是士族地主和庶族寒门地主之间的矛盾；四是整个地主阶级和普通百姓、奴婢的矛盾；五是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矛盾（这个矛盾又包括两个，一是流民与原著名的矛盾，二是移居内地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矛盾）。这些矛盾不是分开的，而是搅和在一起的。比如汉族地主和少数民族的奴婢就既有阶级矛盾又有民族矛盾。

　　我们先说皇族内部的矛盾。西晋皇族的势力比较大，每个单个的诸侯王的势力也比较大。基本上是在朝中各占一块高地、在地方各占一块地盘。皇族与其他家族或集团不同，他们与皇帝的关系是血缘关系。而在帝制体系中，皇位是按血缘关系传递的。也就是说，皇族中的成员可能摇身一变，成为皇帝。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偏巧西晋不是像爷爷传给老子、老子传给儿子这样一脉单线传下来的。司马懿传给儿子司马师，司马师传给弟弟司马昭，司马昭再传给儿子司马炎。到司马衷继位之后，他的二十几个兄弟心里都有个想法：“他就不能传位给我吗？”他们这么想，皇族的其他人难保不这这么想。大家心里都有这么个想法，相互还能和睦得了吗？每人手里都握着一把刀，也都担心对方背后捅刀子。

　　再说士族大地主之间的矛盾。在晋武帝时期，朝堂之上就发生了三次严重的党争。第一次党争发生在公元271年至271年，斗争的双方一边是贾充、何曾、荀勗、荀覬等人，另一方是任恺、张华、裴楷等人。双方争夺的焦点是中央政权的决策权。第二次党争发生在公元279年至280年，斗争的一方仍然是贾充这一帮子人，另一边则是张华、杜预、羊祜等人，争论的是是否发动平吴战争。第三次党争发生在公元282年到283年，争论的焦点是皇位继承权和辅政权。斗争双方，一边是荀勗、冯紞和杨珧兄弟；另一方则是张华、王浑、羊琇等人。晋武帝对于党争是什么态度呢？两个字：容忍。经常是在两党之间搞平衡，边求两边都不得罪。

　　再说士族和寒门之间的矛盾。到西晋的时候，九品中正制已经基本上是只看出身、不看才能了。士族把握了朝政，当着高官，有才学、有能力的寒门庶族地主当然不爽。而且士族都看不起寒门士族，“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为伍”。这个愤懑可想而知。但是，这个矛盾没有爆发出来，原因是寒门地主没有力量和士族斗。那么怎么办呢？一个是发发牢骚。比如左思曾写道：“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把自己比作山谷中的青松，而说那些朝中大员不过是“山上苗”。那是相当不满啊！二是依附这些士族大家甚至皇族，然后想尽办法把自己变成士族。怎么变呢？唆使他们造反，一旦成功，自己就是大功臣，从而得到高官厚禄，这样逐渐可以向士族过渡。三是直接造反，割据地方。比如说后来起兵造反的杜弢、陈敏、李特等人都是庶族地主。

　　至于整个地主阶级和普通百姓、奴婢的矛盾，那就不用多说了。这是整个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在西晋时尤为突出。为什么这么说呢？剥削太重。比如对屯田士兵的剥削，对出产的粮食曹魏时期采用四六分和对分的办法，而到西晋时改为用官牛的，“官得八分，士得二分”，用私牛的“官得七分，士得三分”。再就是前面讲过的，对奴婢的随意杀戮。另外就是法律上的八议制度，摆明了就是针对普通百姓，而对官僚地主法外开恩。

　　五个矛盾，昨天只写了四个，现在先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