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匈奴人，在东汉时期是不用缴纳税赋的，但是到了魏晋时期，就已经和普通汉族老百姓一样要负担赋役了，而且其中很多人都成了田客甚至奴隶。西晋是一个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社会。对于一般汉人而言，没有经济地位就没有政治地位，没有政治地位反过来就没有经济地位；而对于匈奴这些少数民族而言，情况更糟，他们是有了经济地位也没有政治地位，由于没有政治地位作保障，其经济地位极不稳定。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匈奴人日子不好过。这些少数民族既受到民族压迫，又受到阶级压迫，结果是反抗不断。当西晋政府还比较强大的时候(注意这里有“比较”一词，事实上不是西晋太强大，而是这些少数民族太弱小)，这些起义基本上都被镇压了下去。但是，当西晋内部的权力争斗达到巅峰，即发生八王之乱的时候，匈奴人复国的机会就到了。

　　公元304年，正当八王之乱达到最高峰时，匈奴首领刘渊设法逃离了西晋朝庭的控制，回到匈奴本部，招引五部匈奴军队，建都左国城，自称汉王。几年后，公元308年刘渊称帝，国号为汉。前赵政权(后来刘曜改国号为赵)自此正式建立。刘渊建立的这个政权摆出一副吊民伐罪的架式，竟外自称是汉朝之后，追尊刘禅为汉孝怀皇帝，要为汉家刘氏列祖列宗光复社稷。

　　但话虽这么说，事情却不是这么做的。前赵政权，说到底是一个匈奴人的政权。虽然刘渊本人以及他的子侄们汉化很深，但是这个政权基本上没有汉化，很有些部落联盟的味道。特别是他们对于少数民族的管理，几乎延用了原来匈奴部族的管理模式。在整个政权之中，虽然也有一些汉人，但大权都掌握在匈奴人手中，尤其是匈奴人中血统最高贵的屠各人手中。这种陈旧的政权组织模式遗传了匈奴部落没有稳定的继承规则、时常内讧的弊端，根本不可能取得长治久安。所以刘渊一死，前赵统治者屠各族人内部的矛盾立即爆发，各派系展开激烈斗争。同时，这种以血缘定亲疏、论贵贱的模式，也不可能得到汉族、其他少数民族和匈奴内部血统比较低等的人的支持。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匈奴的一个支系羯族人石勒脱离前赵，而建立了后赵。结果在不断的内耗之中，前赵走向了灭亡。

　　灭掉前赵的，就是石勒建立的后赵。后赵会吸取前赵的教训吗？应该说，吸取了一点，但改进得还不够。
　　石勒的后赵事实上是从前赵中分裂出来的一个政权，在很大程度继承了前赵的政治体系，和前赵一样也采取胡汉分治的统治手法。可以说，这个政权民族矛盾也是很尖锐的，但是由于石勒本人比较开明，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比起前赵来有所进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征收租赋，重视农耕。前赵基本上是采取掠夺的方式来获取战略物资和财富，石勒在占据襄国为根据地以后，就停止以前掠夺的作法，沿袭魏晋占田、课田制，征收赋税。公元314年，命州郡查明户口，规定每户出帛2匹、谷2斛。这种制度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到底执行得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但好歹后赵有这么一个制度。这就是一个进步。同时，石勒还劝课农桑、奖励生殖、释放囚徒，实行军队屯垦。这些政策都有利于经济的恢复，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争取汉族大地主的支持。与前赵完全用匈奴人不同，后赵从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九品中正制，让汉族士族有免役和做官的权利。比如石勒下令公卿百官每年推荐品德好、有才能的士人，名曰“贤良方正”、“秀才”、“廉清”等，为地方大族子弟做官开辟了道路。石勒本人更是非常尊重儒士，不但将这些汉族士大夫集为君子营，而且下令“不得侮易衣冠华族”。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石勒重用汉人张宾，任用其为右长史、大执法，称他为“右侯”，对张宾几乎是言听计从。除张宾外，后赵政权中的汉人士大夫还有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续咸、庚景等人。通过这样一些手段，从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汉族大地主们的支持，政权得到了巩固。

　　第三，提倡儒学，发展教育。石勒在根据地襄国立太学，在地方立郡国学，把将佐、豪族子弟收入学校学习儒家经典。史载“以牙门将王波为记室参军，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试经之制。”又“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于是擢拜太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也就是说石勒在每个郡都设立学官，负责当地的教育工作。并设立地方学校，每郡招收一百五十人，要经过三次考试才能毕业，作为国家的后备干部来培养。此外，石勒还“置大小学博士”，“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建立了“公立小学”。石勒本人也非常好学，虽然他不识字，但是常让儒生读书给他听。史书记载，有一次他听《汉书》听到郦食其劝刘邦立六国后人时，石勒大惊，说这样何以能统一天下。当听到张良劝阻，才连忙说“赖有此耳”。

　　由于石勒在政治上的这一系列举措，后赵的根基逐渐牢固起来，终于在公元329年，灭掉了前赵。此后地盘又继续扩张，最盛之时几乎统一了中国北方，疆域包括今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及江苏、安徽、甘肃、辽宁的一部分。
　　然而，后赵之兴盛只是暂时的。在后赵政权内部存在三大隐患，而这三大隐患最终导致了后赵政权的灭亡。
　　哪三大隐患呢？
　　第一，皇位继承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在所有帝制政权中，这个问题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但在后赵政权中尤为明显，一方面谁继承皇位不确定，另一方面继任者是否继续石勒的政策也不确定。为什么呢？我想，原因有三。其一，石勒所属的民族羯族汉化程度比较低，宗法制的观念不强。和前赵刘氏政权相比，后赵石氏的文化水平是比较低的，因此受儒家宗法观念的影响比较浅，比前赵遗传了更多“没有稳定的继承规则、时常内讧的弊端”。也就是说，继任者皇位极不稳定。其二，当时掌握军政大权的羯族将领如石虎等人在思想观念上与石勒差距比较大，这些人并不太理解或者赞成石勒采取的一些进步措施。或者说，石勒的很多政策都不是统治者的一致意见。因此，继任者是否继续推行石勒的政策就有了较大不确定性。其三，西晋一朝的社会风气使得朝中官员对于皇位争夺采取观望的态度。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指出：“晋少贞臣”，可谓一语中的。对于晋朝汉族皇帝的继承问题都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对于后赵谁当皇帝就更是如此了。这样一来，政变的风险大大降低了。三者结合起来，结果，石勒一死后赵的情形就为之一变。政府内部立即刀光剑影，最终石虎篡位成功，而暴政也就开始了。

　　第二条隐患就是民族矛盾。别看石勒重用了一部分汉人，但整个后赵政权还是胡汉矛盾比较尖锐的。一是后赵沿用了前赵胡汉分治的作法，以内史统治汉人，而另置大单于“镇抚百蛮”。二是军队系统主要由胡人掌控。三是竭力提高羯人的地位，把羯人称“国人”，而石勒本人最忌别人说“羯胡”字样，违犯者会受处罚。总体来看，在后赵统治之下，胡人的地位要高于汉人，汉人时常会受到胡人的侵犯。《晋书·石勒载记》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是参军樊坦被任命为章武内史，樊坦前来向石勒告辞。结果，石勒发现樊坦衣冠又旧又破，就问道：“樊参军怎么穷成这个样子？”樊坦回答道：“羯贼无道，俺的家产都被他们给抢光了。”石勒听了一笑，道：“羯贼如此凶暴？我替他们还给你。”樊坦这才想起来石勒最忌别人说“羯胡”字样，自己不但说了，而且骂他们“羯贼无道”。大家想想看，石勒的这句“我替他们还给你”一说出来，给人的感觉不是阴森森的吗？樊坦当即吓得要死，史称“叩头泣谢”，可见那熊样。不过这一回石勒没有怪罪他，反而真的如他所言给了樊坦一些赏赐作为补偿。从这个故事里，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石勒很懂用人之道，不是一个暴君，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得注意，就连汉人官员都被羯人掠夺，普通汉族老百姓那就更别说了。还有一点要注意，石勒曾经下令“不得侮易衣冠华族”。这里不能侮的不是“华族”，而是“衣冠华族”。石勒对于士人是尊重和保护的，但对于一般汉族老百姓，恐怕就没什么保护措施了。

　　第三个隐患就在后赵继承西晋的政治体制上面。前面说了，后赵从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九品中正制，让汉族士族有免役和做官的权利。同时在地方立郡国学，把将佐、豪族子弟收入学校学习，毕业后作为国家的后备干部来培养。这种以门第取人的制度能够为政府不断输送高质量的人才吗？不能。在讲西晋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对于士族阶层而言，“由于有了国家权力提供的免费午餐，失去了进取心，成为依附在国家权力之上只知享乐的蛆虫。”到石虎执政时期，“吏部选举，斥外耆德，而势门童幼，多为美官”，政府要职被这些不学无术的高干子弟占据，结果“豪戚侵恣，贿托公行”。

　　到了石虎去世，原来就埋下的这三大隐患，再加上石虎内修宫殿，外事征伐，残暴统治而引发的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四个问题，一齐爆发。结果后赵在内乱中迅速瓦解。
　　继后赵之后，又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兴起。这个政权虽然没有统一中国，但是却是五胡十六国时期最成功的一个政权，也是垮得最快的一个政权。它就是前秦。它的兴亡，值得探究一下。
　　顺便提一句，在五胡十六国中，我准备只讲前后赵和前秦。之所以讲前赵，因为它开了五胡乱华的先河。后赵和前秦都曾基本统一了北方，而在制度建设上也有新意。其它的政权如燕(前、后、南、北)、夏、凉等就不多讲了。这些政权大多偏居一方，在政体上也没有什么新意。讲它们徒费唇舌，其实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