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我们来看前秦政权的阶级基础。或者说，我们来看前秦得到了哪些阶层的支持。当时的社会基本上分为少数民族贵族大地主、汉人豪强大地主、中小地主、自耕农、佃农和奴婢等。从前秦的经济政策上来看，前秦政府是鼓励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发展的而不利于大地主经济发展的；从前秦的人事政策上来看，少数民族贵族大地主和知识分子是主要依靠对象。那么，显然，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及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绝对是支持前秦政府的；汉人士族大地主肯定是不支持前秦政府的；佃农和奴婢作为最底层的人在前秦未出台直接有利于他们的政策的情况下，不可能支持前秦政权。现在唯一的问题在于少数民族贵族大地主，他们是什么想法呢？我想，他们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得到了重用，在政治上有前途，在社会上有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一满意的，因为他们还不够自由，受到了限制。有人问了，你这么分析有事实依据吗？有。我们看看淝水之战后前秦内部各阶层、各派别代表人物的表现就明白了。我们举几个例子，第一，看看慕容垂。有人认为，他在淝水之战前就已经有了异心，所以才鼓动苻坚伐晋。这一点，我不同意。淝水之战中后，苻坚大败逃到慕容垂那里，慕容垂身边的人劝慕容垂杀掉苻坚，慕容垂怎么说的呢？他说：“吾昔为太傅所不容，投身于秦主，又为王猛所谮，复见昭亮，国士之礼每深，报德之分未一。如使秦运必穷，历数归我者，授首之便，何虑无之。关西之地，会非吾有，自当有扰之者，吾可端拱而定关东。君子不怙乱，不为祸先，且可观之。”于是，“以兵属坚。”可见当时慕容垂的态度是观望，并不愿“为祸先”。再说另一个叛秦的首领，建立了后秦的姚苌。他也没有一开始就反叛，最初还跟着平叛。后来由于苻坚杀了姚苌派回去请罪的信使，才“惧，奔于渭北”。注意，直到这个时候，姚苌还没有造反呢。他什么时候开始造反的呢？是受了西州豪族的鼓动。史书记载“西州豪族尹详、赵曜、王钦卢、王钦卢、牛双、狄广、张乾等率五万余家，咸推苌为盟主。苌将距之，天水尹纬说苌曰：‘今百六之数既臻，秦亡之兆已见，以将军威灵命世，必能匡济时艰，故豪杰驱驰，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从议，以副群望，不可坐观沈溺而不拯救之。’”从这里面，我们也能看到汉人大地主西州豪族对前秦政权的态度。然后，我们再看看汉人知识分子的态度。苻丕的左丞相王永传檄州郡：“天降丧乱，羌胡猾夏，先帝晏驾贼庭，京师鞠为戎穴，神州萧条，生灵涂炭。天未亡秦，社稷有奉。……今素秋将及，行师令辰，公侯、牧守、垒主、乡豪，或戮力国家，乃心王室，各率所统，以孟冬上旬，会大驾于临晋。”一时间，天水姜延、冯翊寇明、河东王昭、新平张晏、京兆杜敏、扶风马郎、建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众数万，遣使应丕。”这些“承檄起兵”的汉人，显然没有把前秦作为外族政权，反而将姚苌、慕容氏造反看作“羌胡猾夏”。总而言之，最坚定地支持前秦政府的，是氐族贵族地主、中小地主和自耕农，最反对前秦的是汉人豪族大地主，而在二者间犹豫不定的是其他少数民族贵族大地主。

　　第四，我们来看看前秦内部的民族问题。很多人认为前秦的崩溃是因为内部各民族间矛盾太深造成的。这是不全面的。前秦内部有民族矛盾，但是并不很尖锐。即使在淝水战败后，支持前秦政权的不只有氐族，也有其他各民族。比如前面讲了那么多汉人“承檄起兵”。再比如，苻登称帝时，得到了陇右羌人雷恶地、匈奴人董成、张世龙等人的支持，“戎、夏归之者十有余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雷恶地，他并没有帮助本族的姚苌，相反却支持姚苌的敌人氐族人苻登。所以说，我们必须看到前秦的民族政策是起到了效果的。民族矛盾不是前秦的致命伤。

　　现在我们可以解答前秦何以崩溃了。
　　问题的触发点在淝水之战，这一战中作为前秦执政基础的氐族军事力量在淝水之战中丧失殆尽，前秦的执政基础发生了动摇。单是执政基础的动摇会带来危机，但不足以导致灭亡。比如曹魏在赤壁、蜀汉在猇亭战败后都出现了危机，但又都没有灭亡。前秦崩溃的关键问题在于其政权结构的“抗震级别”不够。各族贵族这个势力的本质是地方豪族，而地方豪族是最不忠心的政治势力，时刻准备向皇帝和皇族发起挑战。当淝水之战严重地削弱了皇帝和皇族力量（苻坚威严扫地、苻融战死）的时候，这支势力就蠢蠢欲动了。再加上倍受打压的汉人豪族大地主的支持和怂恿，以及民族复国复仇思想。慕容氏建立了几个叫燕的政权，姚苌建立了后秦，而氐族的吕光则建立了后凉。

　　苻坚的致命失误就在于操之过急。不但在伐晋问题上操之过急，想要一战而胜之；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民族融合问题上操之过急，希望通过优待和收买的政策实现民族融合。正是因此，为了尽快实现民族融合而纵容甚至培养了以慕容氏为代表的势力极大的少数民族地方豪族，或者说，当打击豪强的政策与民族融合的政策冲突时，苻坚放弃了打击豪强，从而纵容了鲜卑慕容氏等少数民族地方豪族的发展。结果这些少数民族地方豪族有钱、有地、有权、还有兵，当中央政权受到打击和挫折的时候，怎么能不崩溃？

　　前秦灭亡之后，中国北方再度分裂，直到北魏的兴起。北方的事，暂时说到这里，下回我们回过头来讲讲西晋的法理继承者，东晋。
　　东晋是司马睿建立的。司马睿为什么能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呢？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司马睿本人继承西晋没有政治上、法律上的障碍。第一，他没有参与争夺中央政权，不是乱臣贼子。第二，他是司马氏皇族，而且关系还比较亲密。第三，他跑到了南方，是少数几个没死的司马氏皇族之一。有了这三点，称帝当然没有阻碍。另一方面，其它各族的势力不够强。西晋末年除了司马氏一家独大之外，其他士族的实力都差不多，而且没有兵权，从中不可能产生一个新的皇帝候选人。所以，当西晋灭亡，北方、中原一带受到游牧民族的侵袭和杀戮的时候，司马睿就成了西晋唯一可能的继承者，在江东建立了东晋。

　　但是，东晋是一个承袭了西晋政权结构的政权，同样是以司马氏皇族为核心的士家大族大联盟，唯一的不同是这时的政权核心司马氏非常之弱，甚至都不能算得上核心。也正因此，东晋政权从一开始就是不稳定的，就是矛盾重重的。
　　矛盾之一：北方士族与江东本地士族的矛盾。江南士族在东吴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非常大的势力，甚至有重新建立割剧政权的心思。当时，江南流传着很多相关的童谣。比如，“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再比如，“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这些江东士族对于从北方逃难来的北方士族是什么态度呢？不满意。为什么？其一，在政治上，这些“避乱来者，多居显位，驾御吴人”，所以江东士族不乐意。其二，在经济上，北方士族南来，肯定在地方上重建其经济基础，也就是求田问舍，必然与江东士族产生经济上的冲突。政治上、经济上都受到抑制，江东士族当然会有反抗，而且这反抗也是在南渡的北方士族意料之中、并积极防范的。比如江东名士周玘父子两次准备起兵发动政变。又比如王敦则周札一门五侯，“吴士贵盛，莫与为比”，借故杀了他全家。前者，是吴人的反抗；后者，则是北方士族的先下手为强。

　　矛盾之二：北方士族之间的矛盾。前面讲过西晋时期的几次党争。由于东晋承袭了西晋政权结构，那么它自然不可避免地遗传了这种士族之间的矛盾。而且，由于这个时候，皇族比较弱，士族之间的矛盾往往还不局限在朝堂上的党争，而进一步发展为直接拔刀相向。东晋类似的事件太多，不胜枚举。我们仅举两个例子。第一个，王敦与刘隗之争。公元322年，王敦起兵于武昌，以诛杀刘隗为名，挥师直扑首都建业。一战之下，刘隗逃到了后赵，而其党羽刁协、戴渊、周覬等都被杀。第二个，王导和庚亮之争。前一个例子讲的王敦、刘隗之争，那真是刀光剑影、血流成河，而王导和庚亮之争则是表面上一团和气，暗地里剑拔弩张。当时庚亮在荆州，“既据上流，拥强兵”，而且还干涉中央政务，搞得王导很不爽。有一次刮西风的时候，王导拿起扇子挡风，说了一句“元规（庚亮的字）尘污人。”格调很高雅。庚亮也曾想起兵废黜王导，但由于王导早做了准备，庚亮也没有轻易妄动。

　　矛盾之三：普通士族与皇族之争。这些士族，其本质是地方豪强，他们并不忠心。所以，一方面他们始终有取皇帝而代之的野心，另一方面，皇帝对他们也不得不有所防范。前者，比如王敦、桓温、桓玄，都在一步步向皇位逼近，最终虽然没能登上皇位，但其野心，已是路人皆知。后者，比如谢安在淝水之战获胜后不但没有获得更大的权力，反而被司马道子分去了录尚书事的职务，最终在司马道子的逼迫之下“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上疏逊位，退出了政治舞台。

　　这三大矛盾还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什么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士族与寒族的矛盾等等就不多说了。
　　东晋由于内部矛盾重重，所以不可能强大起来。但是，反过来说，不能强大也并不意味着会灭亡。从公元317年司马睿称帝到公元420年，历时103年，东晋终于灭亡，其原因又何在呢？
　　我们知道，门阀制度的一个根本问题就在于以门第取人，限制人才的竞争。由于没有竞争，这些士家大族的子弟根本没有学习、进步的动力；然而，这个世界上无时无刻没有竞争。前面讲的内部矛盾也是一种竞争，但是竞争的双方既然都是士族子弟，而评委又是水平不怎么的皇帝，竞争的结果就未必是强者上、弱者下。比如谢安被排挤出政治舞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竞争，也就是合乎优胜劣汰的竞争同样在发生着。从历史上、现实上来看，最能清楚地评价双方优劣的就是直接对抗性的竞争。比如体育比赛就是一种容易分出高下来的竞争，而在体育比赛中双方直接交手的比如拳击、足球这些项目，又比体操、跳水这些由评委打分的项目更能清楚地分出优劣。评价政治活动、经济活动等社会活动也是如此。在政治领域，最容易分出优劣的就是战争。打得嬴，就是老大。你门第再高贵，不会打仗，一战之下就可能人头落地。所以，在选择军事将领的时候，以门第高低选人就不大靠谱了。但东晋政权，一开始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手握兵权的全是士族人物。比如王敦、桓温、殷浩、桓玄。这些人会打仗吗？不大会，作战败多胜少，而且经常惨败。这些人还都是士族中的优秀分子，尚且如此，其他士族子弟就更不用说了。可以说，在无奈之下，东晋政府不得不从寒门子弟中提拔优秀人才来领军作战。据《晋书·刘牢之传》记载，当时谢玄在广陵“多募劲勇，牢之与东海何谦、琅邪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济及晋陵孙无终等，以骁猛应选。玄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可见这支在谢安时期建立起来的北府兵中的将领不是按照门第来选的，而是凭能力。而东晋，正是凭借这支军队打赢了淝水之战。而在战场上的胜利，这一群北府兵将领，走上政治舞台，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东晋的政权结构发生了变化。就是这个变化，导致了东晋的灭亡。

　　北府兵这支政治力量有这么大的威胁吗？有，而且确实威胁很大。为什么这么说呢？毛主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叫作：枪杆子里出政权。也就是说，谁掌握了武装力量，谁就有建立政权的能力。当然，有能力不代表有意愿。那么，北府兵这个军事集团有夺取政权的意愿吗？有。第一，当时就没有忠心耿耿的大臣。所谓“晋少贞臣”，这已是公论。本来你司马家的江山就是偷来的嘛。你能偷曹家的，我为什么就不能偷你的？你怎么可能指望北府兵的将领们是个例外呢？第二，北府兵的将领是些什么人？基本上都出身寒门。在东晋现有的政治体制下，他们没有更好的出路。看着那些没能力的高干子弟身居高位、对自己颐指气使，他们心里能平衡得了吗？心里恐怕都想着找个机会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