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东晋政府注没注意这支威胁极大的政治力量呢？他们没心思注意这个。第一，他们的心思还在内斗上呢。当时对东晋朝庭威胁最大的是桓玄。这家伙，有兵、有权、有势、有地位，而且将北府兵的头儿刘牢之给干掉了，从名义上控制了北府兵。第二，当时北府兵的实力有限，虽然是精锐，但人数不多，还不能构成现实的威胁。第三，恐怕由于当时士族门阀制度的思维惯性，谁也不会想到这些寒门将领能够登上历史的舞台。以他们的门第完全无法和桓玄相比。

　　但是，前面讲了，战争是最直接的竞争，战争的胜败不是由门第的高低决定的。在与桓玄的战争中，以刘裕为核心的北府兵不但取得了全胜，消灭了桓氏势力，而且自身实力也迅速地壮大了起来，具备了取代东晋的力量。而在此之前，东晋司马氏皇族已被桓玄所消灭，至此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维系东晋帝国的生命。
　　随着东晋的灭亡，南北朝的大幕拉开了。
　　但凡篡位得来的江山，总没有自己打下来的江山稳固。魏晋以来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宋、齐、梁、陈也在不断重复证明这条定律的真实。其实，刘裕、萧道成、萧衍和陈霸先这四个篡位而立的开国皇帝，心里也清楚自己的皇位不怎么稳固。手下的大臣随时都有模仿自己的可能。怎么办呢？很苦恼啊！
　　刘裕最先想了一条办法，以儿子出任方镇。这其实真是个馊主意，估计刘裕没怎么读过历史，当年西晋八王之乱不就是因为诸侯王们势力太大中央控制不了吗？果然，公元453年，在建国三十年后，宋发生了类似八王之乱的内战。起因是太子刘劭弑父篡位，接着武陵王刘骏（即宋孝武帝）、南郡王刘义宣、竟陵王刘诞等人为争皇位展开了激战。在激战中胜出的宋孝武帝刘骏发现爷爷的办法太不可靠，诸侯王出任方镇不可靠，不是诸侯当然更不可信。于是开始用典签这个原来管文书的小官来监视各方镇。可是用典签这个办法更臭。为什么呢？第一，在管理学上有一个基本原则，叫权、责、利相统一。典签官小、级别低，因此能够获得的正当收益必然低、承担的责任也小，但是权力却很大。可想而知，这不承担相应责任而且不能得到合理的正当利益的权力必然会用来谋取私利。结果地方行政长官都想方设法巴结典签，地方政务自然一团糟。第二，这种特务监视的办法，不但不能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相反还会加重上下之间的猜疑。再加上政府除了用典签监视以外，一旦发现造反的苗头甚至觉得对方可能造反，就诛杀了事。结果，皇族内部杀得一塌糊涂，君臣之间毫无信任可言。就是不想反的，也能给逼反了。比如宋前废帝刘子业见到文帝和孝武帝都排行第三，生怕自己排行第三的弟弟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篡他的位，于是要杀刘子勋。可怜的刘子勋，年仅十岁，被迫起兵造反。最后兵败被杀。对皇族不放心，对大臣就更不放心了。皇帝对大臣不放心，大臣对皇帝就更不放心了。最终，一个叫萧道成的大臣干掉了皇帝，自己上台了。

　　如果我们来分析一下宋的政权结构，我们会惊讶的发现整个政权在皇帝之下，几乎没有别的稳定的支持者。最初刘裕的设计是皇帝－皇族－普通官僚（包括地方豪强、军事将领和知识分子，主要是地方豪强）的模式。但是，到孝武帝时，皇帝和皇族之间、皇族内部以及皇帝和大臣之间互不信任，于是皇权就成了空中楼阁，脱离了作为政权主体部分的普通官僚（包括士族地主和寒门地主）。皇帝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最终皇权的转移就是必然之事了。

　　后来继宋而起的齐，最初也想避免宋的覆辙。但是，萧道成将希望寄托在教育上，而没有在制度上作过大的变革。最终，齐王朝不但没有吸取宋的教训，反而变本加利，皇族内部的屠杀更为惨烈。据统计，萧道成的后代中只有只有豫章王有后代活到梁王朝时。而对待大臣，齐王朝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齐东昏侯（其实是皇帝）萧宝卷在位时，连续诛杀始安王萧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尚书仆射江祐、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这辅政“六贵”以及豫州刺史萧懿等重臣。导致一般封疆大臣不断起兵，如公元499年，太尉江州刺史陈显达在寻阳起兵，公元500年，豫州刺史裴叔业起兵。结果到公元500年，建国仅23年的齐帝国和宋一样地倒下了。

　　代之而起的梁，总算是在宋、齐的基础上有了一些改革。
　　梁武帝萧衍对政权作了哪些改革呢？第一条就是果断废除了典签制度。萧衍看到宋和齐都是因为皇族内部自相残杀而失掉天下的，于是就特别强调皇族内部相亲相爱。同时，他也发现当年萧道成靠口头宣传教育的办法行不通。于是，就在制度上废除了对诸侯的监视和限制措施。这样一来，诸侯们就成了实权在握的藩镇。大家可能会问，诸侯们依靠地方上的实力不就可以对抗中央了吗？但是，历史上梁就没有发生诸侯王举兵叛乱的事情。为什么呢？萧衍有几个绝招。第一招，修身养性，活得长，享年85岁。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皇帝中还就只有乾隆皇帝比他活得长。而且乾隆在寿命上赢他还有点胜之不武。因为，萧衍不是善终，是被侯景给饿死的。如果没这档子事儿，说不定还能活个十年八年的。作为开国皇帝，那威望是别人能比的吗？皇族其他人敢打他老人家屁股底下那皇位的主意吗？退一万步讲，就是要打主意，也得是宫庭政变，玩阴的，像杨广、李世民似的，三两下搞定。作为地方藩镇，拉起队伍来硬的，那不是找死吗？第二招，就是放纵。说句实话，当皇帝有啥好啊。不就是可以不受约束胡来吗？萧衍对皇族那个放纵啊，简直就是让他们人人都享受皇帝的待遇。要钱有钱，要女人有女人，犯了法也无所谓。就是闹出了乱子，也顶多骂个两句了事。比如说，他弟弟临川王萧宏，贪婪成性。有人告发他谋反。萧衍去查看，只见王府内室后面有百余间仓库，其中藏钱的就有三十余间，有３亿多钱，其他则装满丝绸等各种物资。萧衍一看不是武器，非常高举，对萧宏说：“阿六，你家当不小啊！”反而对他更加信任。有这么好的待遇，当皇帝干嘛？还得天天操心朝政。

　　萧衍对皇族是够好的，对士族也不差。他认为东晋是因为靠了士家大族的支持才能够有百年的国祚，所以他特别重视恢复和提高士家大族的特权，对他们宽容甚至放纵。但是，这些士家大族已经不堪重用，烂泥巴扶不上墙了。所以，萧衍又采取了一项重大举措，重用寒门知识分子。
　　其实从宋开始，已经出现了“寒人掌机要”的情况。但是，在宋齐时期，这些只是现象，而在制度上没有发生变化。士族仍然是拥有制度上的特权。在这些特权之下，士族虽然没权，但官品（也就是级别）很高；同时，掌机要的寒人，权力很大，但官品（级别）却不高，也高不了。于是整个行政体系是扭曲的。而萧衍针对这个情况则对九品中正制本身作出了重大改革，将魏晋以来官品九品改为十八班。通过改制，梁武帝将十八班的界线划在了原来七品以上，于是原来按规定只能升到六、七品的寒门知识分子就能够和原来的二等士族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了。换句话说，通过官制的改革将门第的限制放宽了，从而为寒门知识分子进入政权的高层打开了空间。

　　还有一点必须注意，在寒门知识分子之下，还有役门。宋齐时期很多役门人物在寒人之列，也是有权有势。萧衍并没有提高他们的政治待遇。为什么呢？萧衍从宋齐的历史经验中吸取了教训。这些役门人物，由于从小没有受过正规的儒家教育，虽然长于吏事或武职，但缺乏政治头脑和大局观，经常为了短期的利益而胡作非为，很多都是势利小人。

　　那么，在普通寒门知识分子势力的上升的情况下，士族的地位是不是下降了呢？没有。一方面，前面说了，萧衍对士族极为优待，对于他们宽容放纵；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士族已经根本不屑于从政了，那些实际行政工作在他们看来是俗务。所以，在梁帝国里，士族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个食利阶层，成天吃喝玩乐。
　　所以，梁帝国的政权结构就成了皇帝在上，皇族和士族包围在皇帝旁边，知识分子在下面的结构。这种结构应该说，看上去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却有两个隐藏的问题。第一，皇帝如果没了，势力强大的皇族子弟会怎样？第二，负担着士族和皇族这两个不干事的特权集团的梁政权，会不会超载呢？
　　这两个隐藏着的问题，只要暴露一个，那就足以致命。就看哪个先暴露了。历史选择了前者，毕竟后面那个问题是逐渐暴露的；而前者只要一个简单的事件--死亡--就足够了。有趣的是，萧衍没有选择简单地死掉，死得挺轰轰烈烈的。那就是侯景之乱。
　　其实，侯景之乱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可以说是萧衍一误再误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个再小不过的事件。但侯景的军队却如一根毒针一样一下子刺中了梁帝国的心脏，包围了皇帝和皇太子所在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