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说到了北魏政府非常明智地建立了一系列制度。第一个就是接受和肯定了儒家思想的地位，在平城建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还祭祀孔子。这就有利于得到汉族士人的认同和支持。第二个，建立了宗主督护制。宗主督护制是从原来的部落制度发展过来的，使种姓代替部落成为社会基本单元。这给原来游牧民族的定居和走向农耕文明提供了保障。后来，还进一步将这种制度推广到汉族和其他各族中去，让汉族和其他各族的家族首领当宗主。这样一来，就笼络了大量家族的族长。当时，在中国北方普遍存在着坞堡，也就是一个家族或者几个家族联合起来，在一些险要之处建立防御工事，据险自守。这些坞堡是一个个独立王国，有武装力量，有经济来源，能够自给自足。有人就曾提出，《桃花源记》里面的那个世外桃源的构思，就是来源于这种坞堡自立的现实。北魏政府和其他政权不同，对于这些坞堡没有加以征服，而是承认其堡主、坞主在本地区的统治势力。这就极大的减小了北魏攻城掠地的阻力。第三，在人才的选拔任用上，北魏积极地向九品中正制靠拢。《魏书·官氏志》记载：“八国姓族难分，故国立大师、小师，令辩其宗党，品举人才。自八国以外，郡各立师，职分如八国，比今之中正也。宗室立宗师，亦如州郡八国之仪。”可见，选举制度和九品中正制是一脉相承的。通过这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北魏政府得到了中原士族的支持。一批汉人士族精英，如崔宏、崔浩、张衮、邓渊、李先、贾闰、晁崇等人，都为北魏的崛起贡献了自己的才智。

　　然而，随着汉人在北魏政权中势力的逐渐强大，汉人与鲜卑人的矛盾逐渐尖锐了起来。于是，就有了国史事件。公元450年，北魏皇帝拓跋焘下令将主编魏国国史的崔浩及其宗族屠杀，同时被杀的还有崔浩的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行刑那天，崔浩被装在囚车里，押赴刑场，士兵们(主要是鲜卑族和其它游牧民族)轮流向囚车撒尿。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时北魏内部的民族矛盾是十分激烈的。

　　面对这种情况，北魏政府怎么办呢？
　　上次说到了崔浩国史事件。这个事件反映出了北魏帝国内部的矛盾。这是什么矛盾呢？笼统地说，是民族矛盾，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崔浩的政治主张并不就能简单地认为是汉人的政治主张，或者说不能简单地认为崔浩代表的是汉人的利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所谓的民族矛盾不是发生在整个帝国的层面上，而仅发生在统治阶级内部。总的来看，北魏帝国的政权结构是皇帝统治下的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的联合政权。由于有了汉人士族的支持，所以北魏能够比较顺利地统一北方。但是，汉人士族与鲜卑贵族之间的矛盾却逐渐激烈起来。面对这样的问题，怎么办？

　　继拓跋焘执掌北魏政权的冯太后对此是无可奈何的。理由很简单，她本人是汉人，是皇太后，但皇帝不是汉人。如果她偏向汉人，鲜卑贵族就会很容易抬出皇帝来对抗她。而她自己无论从出身还是从北魏政权的稳定的角度考虑，她又都不可能继续执行对汉人士族的打压政策。然而，正因为她这种复杂的身份，她又恰恰能够被两方政治势力所接受，能够从中调和。在冯太后的统治之下，汉人士族和鲜卑贵族双方基本上维持了一种平衡。这种平衡是不稳定的平衡，只是缓兵之计，不能解决这个矛盾。当然，不解决这个矛盾不等于说不改革。冯太后统治时期，北魏在经济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均田制；在吏制上也有改革，比如开始发俸禄。但是这些改革都只是为了缓解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矛盾，巩固政权。而对于如何解决政权内部的矛盾这一重大问题，则留给了孝文帝。

　　孝文帝是怎么做的呢？稍熟悉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的孝文帝汉化改革。其实，我们看看中学历史书上所写的那些汉化政策，什么迁都、改服装、改姓氏、改语言、胡汉通婚等等，都不是核心问题。也就是说，整个孝文帝的改革中，汉化不是改革的核心问题，虽然汉化从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族差异从而淡化了民族矛盾，但这些只具备文化上的意义，影响是历史上的、深远的，对于北魏政权本身却没有多大意义。真正解决问题的却是门阀化。简言之，孝文帝改革的核心是门阀化，而非汉化。

　　公元495年，孝文帝下诏制定门阀制度。依照先世官爵和当代官爵（主要依据当代官爵），鲜卑贵族除皇族以外，以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为最高，汉族根据祖宗官位高低分为甲乙丙丁四姓。鲜卑八姓和汉人四姓，规定都不做下级的官吏。这对于化解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之间的矛盾，可谓是对症下药。比起崔浩来高明很多。崔浩被杀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提出“分明姓族”，要求实行门阀政治，但却将鲜卑贵族排除在门阀之外。大家想啊，汉人士族前几辈人都是大官，这没的说，而鲜卑贵族呢？他们的先辈全是打猎的、放羊的，他们是凭军功起家，哪里来的显赫门第？你搞门阀，这些鲜卑贵族不都成了寒门？孝文帝则不同，他在承认汉族士族的各种政治、经济特权的同时，也同时确立了鲜卑贵族的门阀地位。用国家权力使鲜卑贵族在门第上与汉族豪门平起平坐。不但平起平坐，而且还由皇帝出面积极推动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通过婚姻关系广泛地结合。通过这一系列改革，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之间的矛盾被化解掉了。

　　从孝文帝的角度来看，改革成功了，帝国政权内部的矛盾消除了，政权稳定了。然而，事情真的如此吗？
　　恰恰相反，北魏在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没有兴盛下去，反而走上了衰亡的不归之路。这是什么原因呢？
　　北魏在孝文帝进行汉化改革之后不久就衰落下去了。究其原因，有人认为是鲜卑人汉化以后逐渐放弃了原先那种强悍的民风而开始追求享乐；也有人认为是因为执政的胡太后等人荒淫无道。
　　在我看来，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究其实质，当初孝文帝的改革方向本身就是错误的，正是孝文帝的改革葬送了北魏帝国。注意，在这里我刻意只用了“改革”两字，而没有提“汉化”。因为汉化本身对于政治系统没有多大作用。正如，即使是美国人全说中文、穿中山装，不过圣诞节而过春节，也不可能美国的国会按人民代表大会的模式运作。但是，如前所述孝文帝改革的核心是门阀化，而门阀化则完全改变了北魏帝国的政权结构。

　　前面说过，北魏帝国的政权结构是皇帝统治下的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的联合政权。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进行分析，鲜卑贵族是些什么人，其政治资本来源于何处？汉人士族又是些什么人，其政治资本又来源于何处？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这两类人绝对不是同样的人，他们所依仗的政治资本是完全不同的。鲜卑贵族是皇族、后族和军功集团的混合体，而汉人士族是地方豪强和知识分子的混合体。也就是说，对于鲜卑贵族，他们的政治资本有两个来源，其一是与皇帝的血缘、姻亲关系，其二是军功。而对于汉人士族，他们的政治资本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依赖于血缘关系（继承关系）而存在的在地方上的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势力，另一个才是治国才能。大家请注意，这两者政治资本的来源是有交集的，这个交集就是血缘关系。于是在孝文帝那里，从这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血缘关系上演化出了“门阀化”这个解决二者矛盾的“好”主意。这个“好”字为什么要打引号呢？因为这个看上去的“好”主意，其实却将军功（实质上是治军才能）和治国才能这两项选择官员时最重要的条件毫无保留地省略了。结果是，吏部以“停年格”用人，完全凭资格，论资排辈，不讲才能。这样一来，自然没有人追求进步、尽力工作，都只知道享乐。于是整个官场腐败不堪。

　　同时，那些原来可以凭借军事才能晋升的鲜卑人“征镇驱使，但为虞侯、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更可气的是，原来和他们有亲戚关系或者同一部落的人中“留京者，得上品通官”而他们这些“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这些人自然极其不满，再加上那些上层官员的贪污腐败，更压迫得这些中下层的官兵及其家属苦不堪言。一个国家，当他的军队都开始对这个政权不满的时候，其灭亡也就不远了。

　　再加上自从北魏建国以来，一直比较尖锐的阶级矛盾（这个我们没有详细讲，但却不能忽视），终于从公元523年开始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沃野、怀朔、抚冥、武川、柔玄、怀荒这北方六个军事重镇的兵户（也就是那些世代终身为军人的人）先后起兵反魏。一时间，整个北魏帝国，天下皆反，遍地都是起义军，很有点秦末的味道。与秦被起义军灭掉不同，北魏帝国最终将起义镇压了下去；但是，北魏并未逃脱灭亡的命运，它没有走上秦的灭亡之路但却紧跟了东汉的脚步。一群在镇压起义军的战争中崛起的军阀篡夺了北魏的政权，建立了两个国家，宇文泰的北周和高欢的北齐。

　　不过，在说宇文泰和高欢之前，我们还得从他们的老领导尔朱荣说起。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两支军队可谓军阀制造厂。一个是晚清时期的袁世凯统率的北洋新军，自袁世凯以下，段其瑞、冯国璋、曹锟等等民国重量级的军阀出了一大堆。另一个就是尔朱荣的部队。有人说，尔朱荣好比东汉末年的董卓。我认为，二人虽然的确有些类似之处，但是把尔朱荣比作董卓，实在太委屈尔朱荣了。说句不恰当的比喻，好比拿奥迪Ａ6和夏利比。尔朱荣堪称军阀导师，不但北齐、北周的缔造者高欢和宇文泰都出自他的手下，而且导致南梁帝国灭亡的侯景、威风一时的贺拔胜、贺拔岳兄弟也都是在他手下受到提拔重用的。也就是说，尔朱荣不但本人是个军事家而且是一个军事教育家，他培养了一批军事强人。搞教育的人都知道，学生的天赋很重要，要教出优秀人才，首先要得到好的苗子。那么，高欢、宇文泰他们是好苗子吗？当然是。于是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些好苗子都跑到尔朱荣帐下去了呢？答案显然是，这些人都认为尔朱荣是个好领导、好导师，或者说尔朱荣有吸引他们的地方。

　　第一，尔朱荣的军队不讲门第高低，也不太在乎民族。举一个例子，比如高欢。他不但是汉人，而且是被发配到怀朔镇的罪犯的后代。这种人，依照北魏那一套选人用的人标准，在北魏政府里不可能当上官。但是，在尔朱荣那里，他凭借着自己的才干，一下子就成了尔朱荣的心腹爱将。你只要有真本事，在尔朱荣那里就能得到重用。所以这些认为自己有能力而且想出人投地而门第又不好的人都愿意到尔朱荣那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