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在北周和北齐刚开始对抗时，宇文泰的北周是内忧外患，完全处于下风。然而，孟子说得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北周政权正是在这忧患之中崛起，最终为隋朝统一了天下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宇文泰是怎么做的呢？
　　一言以蔽之，他得到了关中豪族和知识分子的支持。他先后起用了关中名门大族“累世二千石”的武功人苏绰和“累世儒学”的范阳涿人卢辩。在关中这些地方豪族的支持之下，以苏绰提出的“六条诏书”为指导，宇文泰的北周政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次改革，可以说是对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一次扬弃，将北魏孝文帝改革中汉化的部分保留了下来，而又打破了门阀限制，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改革。

　　苏绰提出的“六条诏书”是这次改革的总的指导方针。这六条是：其一，先治心；其二，敦教化；其三，尽地利；其四，擢贤良；其五，恤狱讼；其六，均赋役。
　　具体是如何实施的，我们下回再说。
　　第一条，先治心，这是根本。为什么要先治心呢？因为内部不稳，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说了，所以必需先凝结人心。所谓“治心“，照苏绰的解释，一是“清心”， ；二是“修身”。这二者中，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条件。所谓“清心”，即要求达到“凡所思念无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临其民”，也就是说君主要以“至公之理”来进行统治。那么，这个“至公之理”是什么呢？要解释这个，我们必须先了解当时人们认为什么是不公的。其一是门第歧视。孝文帝改革以来，采取世族豪门的门选制度，以门第取人，这在当时就被普遍认为不公平。例如，李冲曾上书说：“若欲为治，陛下今日何以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韩显宗也进言：“陛下以物不可类，不应以贵承贵，以贱袭贱。”这个矛盾发展到北魏末年，就有了六镇起兵、河阴之难和北齐的反汉化运动。其二是民族歧视。也就是胡汉分治的政策。虽然北魏孝文帝改革是汉化的，到北魏末年，由于六镇镇人对汉化的反感，反而加深了胡汉矛盾。前面在讲北齐的时候，已经讲了相关的内容，在此就不多说了。而且，即使是在北魏大力推行汉化的时期，胡汉的分别也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在军事上，汉人军队与少数民族的军队，各成一体，绝不混编。军权主要掌握在少数民族的手中，没有出现过汉人统兵的情况。高欢其实也不能算汉人将领，因为连他自己都没把自己当汉人。这两个，为什么说是普遍认为的不公？因为，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也就是说，人不能选择门第、不能选择民族。一切以门第、民族等先天因素划线，就完全抹杀了人的后天努力，就不能得到各阶层、各民族真正的精英人物的支持。先治心，就是要解决这两个不公。而解决这两点，就能团结人，而且团结的不是一般人，是那些精英。北周政权(宇文泰)，在这方面做得好，所以不但原先贺拔岳手下的将领如于谨、赵贵等人拥戴宇文泰；而且贺拔胜、李弼、豆卢宁这些原先不属于贺拔岳系统的六镇将领(贺拔胜是投降了南朝，又回归的；李弼、豆卢宁都是侯莫陈悦的部下)，能够拥戴宇文泰，而关中汉人势力，如李贤、李远等也能拥戴宇文泰。

　　第二条，敦教化。苏绰指出，当时“民不见德，唯兵革是闻；上无教化，惟刑罚是用。”成天只知道打打杀杀，“礼让弗兴，风俗未改”，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他要求各级官员必须“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认为通过这样移风易俗，就可以“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这是非常明确的儒家观点，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汉化观点。这在当时那个鲜卑化之风狂吹的年代，作用是非常之大的。这一条的提出，就保留了、继承了孝文帝改革的成果，使汉化进一步深入，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整个中国社会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对于北周政权而言，则是很有力地团结了儒家知识分子，从而有力地团结了以士族阶层为核心的汉族地方势力。这就使得北周政权的阶级基础要比北齐厚实得多。

　　第三条，尽地利。尽地利是为了发展经济，鼓励耕垦，搞好农副业生产。苏绰说：“衣食所以足者，在于尽地利，地利所以尽者，由于功课有方。”他把衣食摆到了“命”的也就是根本的地位。但如果劝课无方，“舍豪强而征贫弱”，“纵奸巧而固愚拙”，就不能尽地利，足衣食。因此，宇文泰颁行了均田制和赋役制。为了执行均田，北周法律上还规定了“正长隐五户及丁以上、及地顷以上，皆死”，力求严格执行均田，打击隐匿人口的行为。同时，《六条诏书》还详细地规定了劝课的办法。每月岁首，地方官要戒励百姓，无论少长，“但能持农器者，皆令就田，垦发以时”，要使“农夫不废其业，蚕妇得就其功”。如果是“单劣之户，及无牛之家，劝令有无相通，使得兼济。三农之隙，及阴雨之暇，又当教民种桑植果，艺其菜蔬，脩其园圃，畜育鸡豚，以备生生之资，以供养生之具”。也就是说，地方官员要促使老百姓都下田干活，根据不同的天气情况，进行种田、养蚕、织布、种菜、种果、养鸡等等，总之开展大生产运动。

　　第四条，擢贤良。这条既是至公之心的表现，又是把公字作为最高政治准则的保证。苏绰说：“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末曹小吏，唯试刀笔，并不问志行。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刀笔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废性行之浇伪。”也就是说，这些年来，这些大官都是应门第好而当选，并不贤良。门第好不好，那是先辈留下来的，后世子孙是贤还是不贤，是聪明还是傻瓜，与门第没有多大关系。可见他反对门选。而对于那些做实际工作的基层公务员，只看他们写文章写得怎么样，并不看他们的志向、行为是否高尚。而文章写得好，也不能保证这人就不奸滑贪腐。可见，他对当时的整个选拔任命官吏的制度，是持否定态度的。苏绰主张“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这就类似当年曹操的“唯才是举”方针，但又有不同。曹操强调的是不要在个人道德上求全责备，而苏绰则强调不可以门第取人。苏绰的观点，是有人反对的。他们认为，“邦国无贤”，不限资荫，就“莫知所举”。对于这些荒谬的论点，苏绰说：用人总是“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务，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晋无假萧、曹之佐”，哪有“万家之邦，而云无士”的道理?“但隶之不勤，择之不审，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尽其材，故云无耳”。也就是说，所谓没有人才，原因在于这些选人的人没有眼力，不能知人善任。根据这条诏书，西魏改革了选举法。《通考•选举考九》说得明白：“初霸府时，苏绰为六条诏书，其四曰擢贤良。绰深思本意，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其所察举，颇加精谨。”所谓“罢门资之制”，也就是废除九品中正制度。终北周之时，举士权一直归于州、郡、县，在北周六官中，是没有中正官的地位的。选举不问清浊。它与粱朝“无复膏梁寒素之隔”的选举法，同是在南北朝晚期出现的新事物。其意义在于破除了魏齐选举上士庶，民族之隔。这里顺便说一下，在选官制度上，北周还进行了一项改革。即将地方官吏认命之权，逐渐收归中央。自魏晋以来，刺吏多带将军开府，州司与军府各设僚属，是两套班子。其中，州官理民，府官带兵，其官员都由刺史或州牧之类的长官自己选任。到北周时，这种情况发生变化，“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州吏牧守自置”。也就是说，理军的僚属开始由中央任命了。

　　第五条，恤狱讼。恤狱讼是要求“赏罚得中”，“轻重皆当一，无令巧诈者虽事彰而获免，辞弱者乃无罪而被罚”。也就是说，要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条在现在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在法律制度上就有“八议”，也就是明确规定了达官显贵即使违法也可以不受处罚。而在实际操作中，更是只有没权没势的老百姓才受法律管。别的不说，尔朱氏不就无法无天吗？谁又管得了他们？权贵们如果不受约束，那么所谓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等等役，便都是空谈。只有赏罚得中，轻重皆当，才能使“恶止为善劝”，“阴阳调运，四时顺序，万物阜安”。可以说，这一条体现了苏绰的法治精神和以至公之心以临狱的法治思想。

　　第六条，均赋役。前面“尽地利”一条已经讲了要发展生产，但是如果劝课无方，“舍豪强而征贫弱”，“纵奸巧而固愚拙”，就不能尽地利，足衣食。因此尽地利与均赋役必须并举，不能偏废。北周在均田与赋役上的改革，一方面是要尽地利，另一方面则是要均赋役。“均赋役”表现了一个公字，这条诏书的提出，正是为了消除北齐“征税尽，人力殚”的不公现象。至于“尽地利”，北周也没有象北齐那样划出土地专门授给鲜卑勋贵与汉官，没有象北齐那样职事和豪势可以“请垦”河堵山泽、肥饶之处，算作“永田一的规定，且废除了官吏，地主的奴婢可以“依良”受田的政策。这些政策都有力地解放了生产力，缓和了阶级矛盾，同时也为北周的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