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六条，是整个北周改革的大纲。在这个大纲的指导之下，北周从西魏文帝大统元年(公元535年)开始，到北周武帝建德末年(公元578年)为止，展开了一场历时四十四年的空前的大改革。
　　这个改革主要是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也包含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是文治方面的改革。与这个改革同时进行的是军事制度方面的改革。也就是创立了府兵制。
　　关于府兵制，我们下回再说。
　　府兵制的开端，一般认为是西魏大统八年，也就是公元542年，“初置六军”算起。当时，六军的统帅是六位柱国大将军，每个人管一个军(用现在话来讲，相当于一个集团军)。一个柱国大将军下面管两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管一个军(相当于现在的军)，这是十二军。每个大将军下面，又有两个开府将军，每个开府将军又管一个军(也不知道当时的人智力怎么这么贫乏，也不知道换个名字。这个军，我们就把它当作现在的师吧)。每个开府将军下面有若干个仪同将军，每个人管一个团。再往下还有大都督、帅都督、都督什么的。这样，从柱国大将军到都督，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指挥系统。军官和士兵分别居住在城坊和城郊的乡团，而战士的武器装备则由六柱国供应。后来宇文泰又通过改姓的方式，使原本不同姓氏的将士重新团结起来成为一家人，以强化他们的团队精神。再后来，又通过“广募关陇豪右”的方式扩大的兵源。

　　至于兵士平时的训练、生活等等，那说起来就更复杂了。而且，北周的府兵制只是府兵制的初始阶段，到了隋唐时期又有变化。总之，府兵制这个问题，要从头到尾说清楚，那可以写一本书。而事实上，确实也有这样的著作，比如谷霁光先生写的《府兵制度考释》。在这里，只简单讲一下北周的府兵制比起北齐来的优势何在。
　　北齐最初的军事力量是很强的，当年高欢收编了六镇降户，然后又收编了尔朱氏的军队，这就形成一支实力很强的部队，估计能有十万人。然后，还有北魏帝国原来的中央军，东西魏分裂之时，“从武帝而西者不能万人，余皆北徙”，估计也有十来万人。再加上后来招募的和地方乡勇等等，实力应该远胜于北周。但是，在军制上，北齐问题多多。第一个问题是胡汉矛盾。前面讲了，北齐政权是一个反汉化的政权。北齐的军队分两种，一个是“百保鲜卑”，一个是由汉人充当的“勇夫”。前者高贵，后者低贱。这就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同样是打仗，同样是流血、牺牲，但待遇就是不一样。这样的军队能有战斗力吗？第二个问题是，政府军和地方豪强武装的矛盾。在北齐的军队里面，有一部分是地方豪强自己的私人军队，而且势力还很大。政府军和这些地方豪强武装，不在一个军事体系之下，自然就不能凝聚成一个强大的力量。第三个问题是军纪很差。前面讲过了，杜弼说：“诸勋贵掠夺万民者皆是”内贼。鲜卑军队对汉人是大肆掠夺的。高欢对此怎么说的呢？“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好嘛，抢掠倒还有理了。

　　府兵制下的军队则不同，这种胡汉界限是被打破了的。府兵军士多是关西人，在领军的六位柱国大将军里有辽东襄平人李弼、天水南安人赵贵两个汉人，而在大将军中弘农华阴人杨忠、太原王氏的王雄也是汉人。而且，李弼与王雄均未镇过武川，是地道的汉人而不是像高欢那样的胡化的汉人。这说明府兵制一开始，形成的便不是一个鲜卑化集团，而是民族混合的一个缩影。而且在府兵制建立之后，宇文泰曾“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也就是募关陇地主携带乡兵，加入府兵。办法是给带乡兵来投的豪右，加上都督、帅都督以至大都督的官衔，从而纳入府兵系统。举几个例子，例如韦瑱，他“世为三辅著姓”，是名门大族，大统八年初建六军，他“以望族兼领乡兵，加帅都督(正七命)”，被纳入府兵系统。再比如郭彦，“其先从宦关右，遂居玛翊”，也是汉族豪强。大统十二年，“初选当州首望，统领乡兵”，郭彦被选，“除帅都督”，被纳入府兵系统。还有苏绰之弟苏椿也受命领乡兵，后来因“破槃头氐有功，除散骑常侍，加大都督(八命)”，被纳入府兵系统。通过“广募关陇豪右”，一是为关陇集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二是把这些乡兵，也就是掌握在地方豪强手上的武装力量，转化为府兵，变成为国家的军队，既增强了军事力量，又加强了中央集权；三是扩大了府兵中汉民族的成分，有助于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大融合在军队中的实现。

　　由于有了当地汉族豪门的加入，军队的后勤补给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武器装备都是自备的。当然，后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也就由国家出钱，不再由将士自筹经费了。再到后来，北周武帝时“募百姓充之”，即不再通过募豪右带乡兵参军(不是绝对的)，不再计材力，而由国家直接广募均田农民充当府兵。兵源也大大地扩大了。

　　总而言之，在府兵制之下，北周的军队内部比较稳定，不像北齐那样矛盾重重，而且从训练到作战都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军事体系作为保障。因此，军队的战斗力比北齐强。这也就为北周灭掉北齐提供了军事上的保证。
　　终于在建德五年，即公元576年，北周大举伐齐。第二年，攻入邺城，北齐灭亡。
　　下面我们接着讲北周。
　　上次讲了，在不断地改革之下，北周帝国由弱变强，终于在在建德五年，即公元576年，北周大举伐齐。第二年，攻入邺城，灭掉了北齐，统一了中国北方。当时北周的地盘，大约相当于当年西晋灭吴之前的情况，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当时的北周皇帝是雄才大略的周武帝。他不但继承了祖上留下来的基业，而且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后面一句是顺手加的，其实没有)，而在他灭北齐的同时他还做了一件大事。

　　什么事呢？灭佛。历史上能够谥“武”的皇帝一般都是比较强悍、说一不二的，比如汉武帝、魏武帝(曹操和拓拔焘)，而更有意思的是，这些谥号“武”的皇帝，一个个好像都跟佛教有仇似的。中国历史上著名四次灭佛运动，有三次都是由后来谥“武”的皇帝发动的。也就是著名的三武灭佛。北周武帝便是其中一位。
　　有人可能会问，咱们谈的不是帝国兴衰的话题吗？怎么扯到宗教上去了呢？北周武帝的灭佛，不是宗教问题，或者说不全是宗教问题，而主要是经济问题。怎么这么说呢？当时佛教特别昌盛，寺院经济很强大，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农民。佛教徒也不承担赋役，完全是化外之民。据史书记载，北魏末年有佛寺三万余所，僧尼达二百万以上。北齐佛风更炽，境内佛寺四万多所，僧众二百万。僧侣不仅干涉政治而且干涉经济，寺院经济日益发展，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互相争夺土地和人民，大量的壮劳力投入佛门，国家因此而失

　　去兵源。所以，周武帝的灭佛，说白了，就是抢人、抢田。这一抢，效果那是相当的好。当时有人称赞说：“帝独运远略罢之（指灭佛），强国富民之上策”。灭佛事实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的作用。正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才使它国力大大增强，为北周灭齐乃至北周统一北方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就有个疑问了。为什么北周政权想到跟如来佛抢人、抢田了？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
　　这得从北周政权的阶级基础来分析。支撑北周政权的政权基础是什么呢？是以关陇集团为核心的地方豪强地主集团。大家请注意，这个集团的根本利益是与《六条诏书》改革的方向不一致的。在北周弱小、外部压力很大时，关中地方豪强出于整体利益的综合考虑，两害相权取其轻，能够支持改革。但当北周强大起来以后，外部压力没有了，这时再来均田，就必然受到这些地方豪强的反对。以北周武帝的雄才大略，他知道自己的政权不可能离开关陇集团的支持，所以他就将均田的矛头直指寺院经济。找那个远在西天的如来佛抢地、抢人了。

　　抢到了地、抢到了人，再加上不以门第选人，北周政权也就不会再受制于士族豪强。因此，一连串的加强中央集权、打压地方豪强的政策陆续出台。就在灭齐这年，周武帝下诏“凡诸杂户，悉放为民，配杂之科，因之永削。”十一月，又规定“自永熙三年七月以来，去年十月以前，东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后，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田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第二年，又下令释放豆卢宁攻打江南武陵等地所俘“民庶为人奴婢者”成为百姓。再加上，在灭佛开始前一年就已颁布的改“军士为侍官”，一时间，原来为地方豪强大族所控制的农民，现在直接为中央政府所掌握。北周盛极一时。

　　然而，俗话说世事难料。就在北周帝国蒸蒸日上之时，正当“平突厥，定江南”，统一全国的梦想正要实现之时，北周武帝宇文邕却在出征前夕不幸病逝，年仅35岁。随着这位杰出帝王的去世，北周帝国也走上了不归之路。他的那位著名的不肖子宇文赟，将如此强大的帝国家业拱手送给了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