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是办公室的号码。我吓得跳起来，平日里最怕这个号码了，要是半夜三更接到这个号码，好像小鬼接到到法师的道符一般。半夜打半夜要到，拂晓打拂晓要到。

　　在这个社会，大家都混成了听道符使唤的小鬼。
　　诚惶诚恐地接了电话：“老柳呀，新通知，今晚六点四十分赶到报社做特刊，记住，六点四十分。”

　　“我六点三十分要等家具…………”我这个小鬼申诉，对方却挂了电话。
　　五章之1

　　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四十分，我脑袋里飞快地算了一下：如果金海马能在六点十分把家具送到并搬进家，那么我选择最快最有把握的交通工具——地铁，六点三十五分可以赶到报社附近的地铁站，然后一路狂奔到报社，大概六点四十五分可以赶到。当然，最有把握最稳妥的办法就是：让金海马推迟一天送家具。

　　但是，这个这个最有把握最稳妥的办法却和我们当地一个最古老的习俗发生了矛盾：买了新房，凡是要搬进新房的东西，不能够推迟，一推迟，冥冥之中人生的命运公式会发生一些奇怪的改变，然后你后果自负。
　　只经过了3秒钟的思想斗争，我屈服了传统习惯和神秘力量的压力，我31岁了，经历的事情也不少，隐隐约约地总觉得某些征兆最好不要疏忽。
　　我拨通金海马电话，希望他们能在六点十分送到。
　　“柳生呀，我们说好的呦，六点半送到的呦，柳生，你不要我们为难呦。”
　　“我今晚要加班，起码要十二点才能下班。”我说了句实话。
　　“那我们现在还没有装车呦。”
　　“等你们装车好了，六点半运来，我又走开，那你们还不得运回去。”
　　“那好，我们明天送呀。”
　　“明天我出差。”我撒了一个谎。

　　“后天呢。”
　　“我要连续出差一个星期。”我连续撒谎。
　　“那好，柳生，你系大老，我们现在装货送来就是。”他在我的谎言面前屈服了。
　　五章之2

　　看来不能悠闲地吃白椒炒腊肉，麻辣豆干和蒜蓉菜心了，但是为了不向新闻从业人员多得胃病这条规律屈服，我赶紧在小区门口的24小时便利点买了一小瓶酸奶，一小碗剁成块状的热狗，拿根牙签戳着，不紧不慢地吃。
　　这是我当年研究生时代在《南国都市报》实习时形成的规律，我觉得广东人有句话讲的好讲的实在：工夫长过命。《南国都市报》一老油条记者也对我教诲：工作是老板的，报纸的党和国家的，性命是自己的，哪个更重要，你自己看着办。
　　我就照着这个老油条记者的办，不管采访多忙，我一定要顺手带块面包放包里，一到胃部开始放酸水的时候，我就塞几块面包哄一哄那些酸液。
　　6点刚到，金海马的家具居然到了，看来他们在我打电话前早就装好货了。
　　6点15分，家具已经安置在家里，新居对面的一个小男孩一定要进来看看，这可是我要喜得贵子的好兆头，要晓得，好兆头是事情成功的一半呢，我虽然忙乎，却热情地招待了这个大概5岁的男孩，顺便一打听，原来一家都是潮州人，兄弟三个。

　　真羡慕潮州人！
　　我把没有喝的算奶塞给了他。
　　6点22分，我已经在东站地铁站，地下列车车门打开，我跨步进去，看一下手机，6点23分。
　　6点40分，报社所给定的时间，我出了地铁门口，顺着小巷子狂奔。
　　6点46分，比原计划慢了1分钟，我坐到了3楼办公室自己座位上。
　　我不需要像三个火枪手里的主人公那样，为了制造自己的无辜，用剑将时钟上拨回去。
　　因为办公室墙壁上的钟居然很照顾我，停止了运转，深情地停留在了6点10分。

　　负责主任走过来，看看表，看看我：“小柳，嗯，你准时到了。”

　　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表是最标准的。
　　“今天是什么特刊呀？周六都做？”

　　负责主任惊讶地看着我，非看得我惭愧起来才说：“今年是报业集团化十周年呀，我们《穗城日报》如今是全国前三强，当然要大作特作啦。”
　　又是十周年！
　　我好像被禅师喝了一声，打了一棍子，当时呆住，想起10年前，想起从花田中学回到家，吃完晚饭，看的央视的一个节目《广东三大报业集团的竞争》。是的，我10年前看过这个节目。

　　五章之3
　　那天灰尘扑扑地回到家里，觉得自己的人生将会是灰扑扑的，闷闷地吃完饭，闷闷地看电视。
　　心情不好，电视剧也没什么好看的。
　　而且，到这个时候我真的恨死电视剧了，要不是高考前夕我还在看郑少秋的《楚留香》，我能这么马失前蹄考个土疙瘩师专吗？一分啦，就差着这么一份啦，要是在湖南师大混，我能这么被打下凡间任土地小鬼欺负吗？
　　不看电视剧，就看新闻频道。
　　随便一翻，好像是中央二台吧。
　　忽然打出一个大大的字幕《广东三大报业集团竞争实录》。

　　我不知不觉看了进去，不知不觉走了进去。

　　原来以为广州只有个甚么《五羊晚报》，《南国周末》，《足球》，结果还发现居然是三大报业，而且还集团，什么是报业集团？电视上解释的大概是，脱离机关报方式，自负盈亏。尤其是那个什么《穗城日报》，居然和邮电脱离关系，和印刷脱离关系，自己印刷，自己运送。报道重点好像落在《穗城日报》上，中央台采访那胖乎乎的老总——李远疆（此公现在已经蹲了大狱），李远疆说，他内心深处最真切的理想是隐居在一间茅草房里读书写文章（他这个愿望现在已经实现了，当了监狱报老总），然后七七八八说些什么，倒是被岁月的腐蚀剂给腐蚀模糊了。
　　忘记了内容，只记得当时看电视的状态。
　　我整个人暂时脱离了那种愁苦的状态，在电视报道的氛围中漂浮起来，迷漫开来，忽然觉得自己很大很大，觉得自己很大能很大能，《基督山伯爵》里吸食大麻精的境界大概就是这样的，那些鼓舞人壮志的片子大概也是这种境界。
　　我觉得我应该在这样一个大都市里生活，应该在像此公这么高素质的领导下工作，宽敞的办公司，高节奏的频率，众人瞩目的眼光，鲜花簇拥的氛围………………

　　高中三年，应该跟自己过不去，下死劲地读书，考入我的老朋友何一得先生当年就读的中山大学，现在的人生也许就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辉煌着吧。
　　我一时间把电视上看过的谭咏麟演唱会和这则报道混合起来，在自己头顶形成一个玫瑰色的光芒。
　　人生当如何？当提三尺剑，建功立业。
　　好像三国演义和史记里都是这调调。

　　自我膨胀了好久，电视报道结束，我慢慢萎缩回现实。
　　一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呦，浪迹幻想的游子。还是想个办法调到城里来吧。广州那么远，想那么多干什么？
　　我长长地吐口气，胸中的理想化成口臭，抒发出来。
　　然后，第二天，接到命令：

　　初一班主任，语文老师，兼任两个班的地理课。
　　五章之4
　　对于这个艰巨任务的抗拒，我就不赘述了，反正最后我还是得老老实实赶到学校接受学生的报道。

　　我负责的班级是49班。洪永余拿了这个班的名单给我，上面52个名字，不是姓洪就是姓龚，剩下几个就是姓李的。名单的末尾有两个名字下面划着红线。
　　“黎亭老师，这根红线有点奥秘的。”洪永余站在即将成为49班教室的房间里，轻声对我说：“上头有指示，你也晓得的，我们从事的是义务制教育，不能开除学生，这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不可行的，你想想，一些个学生哥混帐到拿刀子砍老师，在教师里对同学大打出手，上头说要教育为主，要是教育能解决问题，我们开那么多班房笼子干嘛子？理论要结合实际，为了保住大部分学生，我们就不把这几个混蛋留到花名册里，也就是说不报上去，到时候实在教育不好，偷偷地开除了，也冒得人晓得的，这个意思，你晓得吧。”
　　我看看那划着红线的两个名字：
　　一个洪俊杰，一个龚小平。

　　不用说，肯定是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