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腴的晚餐主菜是院子里刚才还活蹦乱跳的那只大公鸡，它为了房东大妈怕亏欠我们饭钱而牺牲掉了，留下一地似乎尚未成年的童养媳。由于周围都是山，天早早地黑了，手机没有信号，电视只有闪动的三个台，除了江水隐约的流响，划破寂静的仅余偶尔的犬吠。好怪异呀，老妈妈讲的那个岁月，似乎就在静谧小院子门外，仿佛推开门就能看见望不见尽头的军车和机械与钢铁的轰响。同伴们先后睡了，我坐在院子里遐想，六十年前全中国的汽车几乎都集中在这里，为了不让我们民族命悬一线的这条线断掉。而今天，在我们满地都是汽车塞满街巷的时候，这条昔日的生命线变得了无生机。


功果桥（2）

　　江上原本有一座老的功果桥，早就不在了，老妈妈家背后的一个大石墩就是当年的桥头。现在这座功果桥，是为抗战而新建造的钢缆吊桥，可以过载重汽车，但当地人仍习惯于用功果桥来称呼它。这座桥的正式名字叫昌淦桥，钱昌淦是此桥建筑团队领导的名字，没有他的努力，这座桥绝不可能在滇西战前完成，而如果没有完成，谁也说不准对整个中国抗战的战局会有多大的影响。

　　在中国现代桥梁史上，人人都知道钱塘江大铁桥，那座桥也建于中日将战而未战的年代，主持那座大桥建造的是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钱塘江桥刚完工，因着战争的爆发就炸毁了。抗战胜利后，茅以升先生特为钱塘江大桥的建造撰文纪念，其中就提到有功人员中钱昌淦的名字。从昌淦桥的兴建启始时间看，钱先生几乎是马不停蹄地从钱塘江赶到澜沧江的。那时滇缅公路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修路可以几十万人齐上阵，反正施工手段几乎只有人挖肩扛，但毕竟人排得开，进度慢，加人就是了。但桥不一样，它就是一个一个的节点，即便全部的路都修好了，只要一座桥还没完工，或者设计错误，整条路就全卡死在这里了。桥梁处长钱昌淦先生此时称得上临危受命，一条路几乎要拉住偌大国家不坠深渊，而此路能否功成，则全仗卡在咽喉上的这几座桥。

　　在当时，在云南山中，在那样激涌的江上，要建可以过载重汽车的桥，唯有吊桥。但此吊桥非中国西南地区的传统吊桥，人工锻打的铁链子就拉得住，顶到头就是过马队。而此桥必须用真正的钢缆，要支撑过一场战争，要挺得住排成队的汽车，这样的钢缆，中国不会造。
　　那时的缅甸还是英国殖民地，与外界联络方便，又有铁路连接港口。桥上的钢缆要用远洋轮船从美国运来。于是钱先生就把自己的办公室直接安在了仰光，一面计算桥梁建造中的数据，一面等待钢缆抵港后验货，好直接发往工地。
　　我们在桥边发思古幽情的时候，孙敏拿出了一本薄薄的纸张泛黄的小书，那是六十年前出版的滇缅公路修筑的纪实。书上讲述了钱昌淦先生在仰光工作的事情，他在那里工作了好几个月，直到钢缆验好后亲自押运回工地，在此前，他终日埋头工作，真正足不出户，一直到离开仰光的日子，他对那座当时比昆明繁华的城市全然不知，连住地旁的商店都没去过。他手中握有那样巨大的进口设备订单，恰似浑然不觉探囊取物般容易的发财机会，只想着一件事，就是把桥造好，因为他要挽救自己的祖国。

　　今天的我经常游走于国内各个地方，尤其在偏远而穷困的地方，在推不掉的与地方官员的饭局中，每每看到红光满面的大小领导们脱口而出的对酒单菜牌的背诵，我都会不自禁地背脊发凉，都会想起那位七十年前每日俯身于孤灯之下奋身践命的钱处长。
　　今天的云南称得上四通八达了，就算没有高等级公路的地方，过去的土路也大多铺上了沥青。但就在今天，前往功果桥仍是坑坑洼洼的砂石路，那么将近七十年前，连这条路也没有的时候，钱昌淦他们是怎么样把比鸡蛋还要粗，二百多米长的几百根钢缆从缅甸运到工地呢？戈叔亚告诉我：扛。
　　想想那个场面，上百人排成二列，用一根根结实的木杠穿过盘成一个个大半人高圆环的钢缆，一对跟着一对，一侧紧贴着失足即死的深崖，裸露着脊梁，喊着号子，在险峻的高山大岭中步履整齐的顽强蚁行。每一根钢缆都是这样扛到澜沧江边。这要多少人，这要多少汗水，这要多坚韧的意志。每一根钢缆都是多少人生命的故事，只不过，那些扛过钢缆的人，那些曾用自己瘦削的肩膀把祖国扛出生天的人，没有一个留下了名字。


功果桥（4）

　　没有人死并非不光荣，我们这个民族太喜欢死的光荣这句话，反倒淡忘了更应珍惜生的伟大，进而斤斤计较的爱惜生命，哪怕他只是一位没有被记下姓名的山里人。在那样险恶的江水边，我们走近它尚且需要勇气，需要互相提醒着不要失足落水，何况腰系长绳，奋身入水，游向波涛汹涌的彼岸呢。若非为了这座桥，为了这座桥连接着的战火中的国家，这个江边的小村，是永远不会有人这么玩的。让我们对那些未死的勇敢者们庆幸并永怀感恩之心。

　　我们踏上昌淦桥的时候，这桥已是年近古稀的岁数了。到现在，桥上还可以过汽车，只是因为战后几乎没有翻修过，滇缅公路也另开了新线，这座桥确也很少用了。所以在桥两端建了铁栏，稍宽或稍高一些的汽车不允许通过了。
　　昌淦桥的设计原本是能成队地通过载重汽车，虽然当时的载重汽车远没有今天这么大。但这桥从造好开始，尤其是中日两军隔怒江对峙期间，日军为了阻止中国军队对前线的补给，轰炸昌淦桥几乎成了日本空军的每日功课。那里山高峡深，日照强烈，建在深谷中的吊桥隐蔽得很好。但每天总有一个短时段，阳光能照进峡谷，清晰地照亮江面和这座桥，而日本飞机也一定会在那个时刻来。每天的那个时段，不管有没有警报，所有的抢修人员全体待命，等着日本飞机来，等着它炸，等着它炸坏了再修起来。那座桥的损毁和修复情况每天必须电告重庆。在那样的日子里，在那样简陋的条件下，中国守军和工程人员硬是保证了那座桥的通行，据说有一次巨烈的轰炸曾让桥身大量悬索断裂，桥面倾覆，日本人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但那么巨大而沉重的桥面居然被我们翻了回来，又接上了悬索，恢复了通车，而且只用了不到两昼夜。1942年到1944年间守备和维修这座桥梁的人们，为中华民族创造了永远无法复制的奇迹。可惜这本应永恒的奇迹被我们自己才不过十年就涂抹得如此干净。

　　看着斜上蓝天的几十根钢缆上一圈又一圈密集缠绕的钢丝，我无法想象是什么意志在支撑着当年的抢修者，他们凭什么相信，有他们在，钢铁的桥梁加上血肉的生命，是绝不会被日本人炸垮掉的。我似乎看得见攀上钢缆的工人们，我相信那么细致的修补全是用人手完成的。2002年的时候，戈叔亚曾陪当年新一军的小兵，孙立人将军的养子揭均先生来过昌淦桥，这位早已满头银发的抗日军人拥抱着布满弹痕的钢缆老泪横流，早已是外国公民的他对妻子说：这是我们祖国母亲的伤疤。听叔亚转述了这句话，再回过头来看这座伤痕累累的老桥，我明白了当年的抢修者，他们没理由不拼着自己的生命去干，因为他们是在包扎自己母亲正在淌血的创伤。

　　澜沧江上要建梯级电站了，据说功果桥下游不远的地方就是一座大水坝，桥边的村子里已在酝酿搬迁的事情，显然是要被淹掉了。我问了几次当地政府的朋友，对昌淦桥可有迁至异地保护重建的计划呢？没有一个人正面回答我。我知道，没有。我曾听一位出手阔绰的富商讲，建水电站是好买卖。连愚钝的我都看得出来，功果桥一段是建电站的好地方，水量多，江面窄，山谷深，蓄水量大，搬迁少，投资低，见效快，后续效益好，在这个热火朝天大干快上的营商时代，一座早已没有财富价值的旧桥还需要人们去关注吗？我想象不出昌淦桥的命运，桥上的钢索一定会被拆干净，因为不能在水面下造成障碍，这种拆不需投资商动手，我在三峡库区早见识过，凡能卖点钱的，会顷刻间无影无踪。那两座桥墩太大了，也没有人要，加上当年又没有豆腐渣工程这回事，还挺结实的，需要一支专业队伍，在上面钻许多排孔，装上丨炸丨药，拉上电线，躲得远远的，数一、二、三，然后一声轰响，硝烟散尽后，江面又会回到中日战争之前的样子，就仿佛自古以来，那里就不曾有过一座桥，一座用自己布满伤痕的脊背让我们民族踏过苦海，走出生天的不朽之桥。


高黎贡山（1）

　　从保山出发西行，在快到怒江的时候就看得见遮天蔽日的这座雄伟大山。我第一次见它是1989年，当时无知，只是惊叹它的高耸、连绵与险峻，浑然不晓得这座山遭人遗忘的壮烈岁月。十年之后的199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孙敏说起这座山：高黎贡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海拔最高的战场。她只是轻轻的一句，刹时间，历史就为地理染上了色彩，那座山在我心里有了生命。

　　也是在那一年，我驾车越过高黎贡山，那时山上公路还没有铺柏油，有些路面还是拳头大的石块铺成。只记得那山似乎永远上不完，无尽的转弯，车越开越高，越开越冷，因为开着车窗，车里的人全从怒江边的短袖T恤变成了夹层的防寒服，然后，开始下山了。当时我也没有想到，仅仅五年之后，我竟然有机会和朋友一起用双脚踏进这座山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