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深秋，孙敏、延康、李正老师和我一起来到高黎贡山西侧的界头乡，我们决定从腾冲方向出发翻过山去沿路考察。这条山路是当年远征军反攻时走的两条路之一，不过我们是迎着他们走的。出发的前一晚，夜宿山脚黄家寨，乡上帮我们请了三位马，其中年纪稍长的穆大哥是往来这条越山古道的常客，他兼任向导，正好也带一带没怎么翻过山的侄子。延康心细，在县城里就买好了一箱当地名产的小烧酒，早早地给了老穆，告诉他，路上一起喝。山里人实在的很，生怕对不住客人，从黄昏就开始忙未来三天的物资。锅、碗、烧水壶、人的粮食、马的饲料、青菜、猪肉、穆大哥家的腊肉、压缩干粮和饼干加上巧克力，唯恐饿着肚子走不动，唯恐赶不急烧饭饿肚子。另外，帐篷、睡袋、防潮垫、换洗衣服加上牙膏牙刷洗脸毛巾和电筒电池药品绷带创可贴，四匹健硕大骡子的驮架装得满满的。四个人，三天的给养就用了四匹骡子，我们自己看着既不好意思，又唯恐考虑不周在山上遭遇不测。这样奢侈的考察队伍竟然还是英雄般的创举，因为所有的滇西抗战史研究学者们，除了李正老兄，竟然轮到我们这几个半路入伙的做第一拨实地探察高黎贡山战场的人。天天听田野调查这么时髦的词儿吊在学者们嘴上，可他们中的很多人竟然没动过腿。

　　早上出发的时候，早起的乡亲们散落地站在路边，目送我们一字形的上路，那一刻，心里突然有一点酸楚，几十年了，爷爷辈的山里人先是看着专员、县长和本应守土保民的溃兵涌过此地，又戏剧性地等到了中国军队的复仇之师杀了回来。转眼之间，山里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却换了后辈人看着城里号称学者的家伙们来寻找和遗骨有关的事了。山中数日，世上千年，如此惊奇的感受只属于喜欢走路的人们。

　　小时候听说高黎贡山这地名，总觉得有点外国味道，而且远在天边。那时候中国贫寒而闭塞，换全国粮票都要出差证明，遥远的那座域外之山根本与我这个孩子无关。几十年之后，当我开动双腿奋力攀山的时候才惊觉，这座几十年前就潜伏在我内心的怪名字的山有多美。
　　孙敏告诉我：一座高黎贡山丰富了欧洲皇室的后花园。我相信这是真的。一个世纪之前，战乱饥馑的中国还没有植物学家这个行当的时候，人家的科学家已经满世界乱跑了。这座丰饶的大山在为欧洲皇室增添异彩一个世纪之后，才被惊喜的附近城里人发现价值。可惜痛骂洋鬼子偷窃掠夺物种的自己人干得还不如人家，他们只是从山里人挖下来的野生兰草里翻拣出自己中意的株苗，甩下不多的钱就走了。几年之间，保山就给自己起了别号“兰城”，大理也成了野生兰花的中转站。那几年最火的时候，走在这两个城的巷中，凡是门禁森严，铁网高墙，犬吠如雷的主儿基本都和兰花有关。传颂千年的“四君子”中喻来清贫自赏的兰，竟随着改革之风与富贵甚或暴发勾肩搭背了。


高黎贡山（2）

　　山上是真美。无数你叫不上名字的植物鬼斧神工般地自己铺排成了花园，比任何园丁侍弄得都和谐。当时正值深秋，想着没赶上山花烂漫的季节，可一路向上，没有花的山上植被色彩之丰富，恐怕把所有皇室花园加起来都无法比其万一。小时候上语文课，老师经常对解释形容词犯愁，但我知道，这山下的孩子上语文课，老师不必费口舌于“层林尽染”这类形容天地之大美的词汇。

　　美是真美，累也真累。从界头东行上山，除了开始的一段稍微好走，山势越来越陡，相当多的路段，羊肠小道真是只有一肩之宽。快到山脊之时，几乎垂直着上攀，那条千年古道是被历朝历代的行善者和官家维护着的，大多铺有石阶，可在那样陡的峭壁上，石阶即便之字形的扭来扭去，每一蹬怕都有近一米高，光有腿上不去，一定要双手扒住台阶，用力撑，一条腿先上去，再四肢并用像乌龟一样爬上去。我之所以说这么细致，因为你一定要知道，那里也已经海拔三千米了。以军人的眼光看，在上世纪40年代初，徒步的日本陆军真是幸运，这样本来险如剃刀的地形，就这样空无一人地让日本人甩着手翻过山脊直抵江边。可惜这样的遗憾，在1942年的滇西大地俯拾皆是。

　　一个兵都没有吗？大军垮是垮了，正装的专员和县长也从这条路跑了，可按照上峰的部署，山西侧本来是留有正规军打游击的。那么多老兵都回忆说三十六师和预备二师的小部队分别在这边打过游击。可我真奇怪，即便是打游击，在这样的险路上为什么不设伏呢？山那边的栗柴坝渡口被日军追过去，用机关枪扫死了二百多从缅甸逃回祖国的侨民。在这种对防守者极有利的要道阻击，不敢说万夫莫开，只要有两挺轻机枪，再加点手榴弹和飞石，弄死二百鬼子应该不难。关键是，军人没在打仗。

　　穆大哥给我们讲了一支打游击的军队故事，没番号，没日期，但是山里人不编造这种东西。只知道事情发生在一个叫大塘子的地方。这种叫大塘子的地名，在高黎贡山两侧到处都是，但在美军的作战记录中只有一处，是在高黎贡山的东坡百花岭一带。穆大哥这个大塘子显然不是那一个，他们所指的是山坡处经常可见的浅水池塘，那种池塘的最大价值是让水牛洗澡，也叫牛滚塘。水牛是那时山里农家最重要的资产，堪比今天小康人家的东风牌卡车，那大塘子就是汽车保养的地方，很有地标意义。在那个塘边，一群打游击的中国军人遇到一个放羊的，就想买两只羊来吃，那牧羊人不卖。

　　其实故事讲到这里就已经有意思了。因为那群军人是保家卫国的中国军人，碰上自己的老百姓放羊，饿了，想买羊，那放羊的自己人不仅不主动用两头肥羊来支前，居然还不卖。
　　故事前半段有两处要解读：一，军人肯定出价低，人家觉得亏，所以不卖。这种可能性从那时杂牌国军的本性看可能性很大，一群奉命打游击的兵，没有具体作战任务，也没有可靠的给养来源，钱不多，又正好缺乏监督，仗着手里有枪，想便宜行事是正常的，能开口说买已经够意思了。二，那放羊的根本不知道啥叫抗日，所以这支军队和我无关。高黎贡山西侧的界头乡，地旷人稀，有记载的历史上从无战事，那放羊的既不识字，也听不到广播，连当兵的可能都是头一回见，打仗和我有啥关系，人家根本没有慰劳子弟兵的念头。


高黎贡山（3）

　　当兵的连钱都不给了，直接开枪打死二只，收拾干净煮了。一口都没吃上，枪响了，用穆大哥话形容：一群兵打死完了。他绘声绘色地告诉我们，只跑掉一个，还有一个栽在锅里死。那放羊的喊了日本人为自己讨债来了！
　　这种故事是不能追细节的，永远追不清楚，因为这种口口相传的事件早已丧失最重要的元素，而添油加醋地变成了无法推敲的演义。比如说，那口锅如果大到煮得下两只羊，还能让挨了枪的人栽进去，起码要有一米的直径。那么，这支部队至少有一个排，要不然，他们没必要背着这么大的行军锅满山跑。再比如，羊肉都没煮熟，日本人就到了，从放羊的下山，再到日本人回来，还要悄无声息地完成包围，除非那放羊的自己就是日本探子，否则绝无可能。

　　但这个故事在黄家寨这个村子里尽人皆知，而且那个带路的放羊人连姓名都有。孙敏细问下去：这个家伙在反攻后遭枪毙了吗？回答是：没有。村里另一位老者也曾讲过这件事：那个叫王家禄的人是病死的。他一直活到解放后，也有老乡提出过他的这段劣迹，但那时的政治形势，领着日本人打国民党已属于狗咬狗的性质，何况人家是贫农成份，没法定罪了。

　　我们只知道了一件事，就是那些本应在山路要隘处设伏布防的军人，基本上没干该干的事，要不然，既不会让日本人那么畅快地遛到江边，也不会给自己惹来被哪怕再无知的同胞出卖的杀身之祸。顺便说一句，在煮肉的时候，连个哨兵都没有。这样的军队，是肯定打不了仗的。
　　在滇西做了几年调查，有点类似这样自己人领着敌人杀害或者伤害自己人的事听过一些，每一个都让自己难以言喻的寒心。为什么这样让我们不仅揪心，而且被敌人耻笑的悲剧那么多的发生在我们的土地上，那么多的让六十年后的我们用疼进骨头来体验当时的亲者痛而仇者快呢。
　　在山上还流传着另一个肯定真实的秘密。在快到山脊的北斋公房废墟歇脚的时候，穆大哥指着将抵的高处说，远征军快要反攻前，占据高黎贡山的日军征集了二十多马和驮马，往山上运送了许多趟弹药。除了一位姓黄的因为大脖子病，最后一天没去，其他人都没回来，估计全被日本人杀死了。那个黄马后来告诉乡亲们，弹药都是运到接近山脊的一个凹处，叫滴溜水。

　　滴溜水，好诡异的地名。临踏上山脊之前，穆大哥往左侧指了指：就是那处了。后来有村里人上山找了几次，没有找到那些屯着的军火。村里人不是军事发烧友，他们上山寻找这批军火也没有学术目的，只是找钱。六十多年前，所有的子丨弹丨壳都是上好的黄铜制成，在五十年代一个弹壳可以卖一分钱，穆大哥村里有一家靠上山捡弹壳卖了三百块钱，买了一头上好的耕牛。李正老师讲，他的少年时代也是靠弹壳来解决上学路上的早餐，那时在腾冲县城的早点摊上，弹壳似乎具有小额货币功能，就像今天小店里找零钱给口香糖一样。

　　按照当年中国军队攻上山脊的速度，那恐怕有一百几十驮的弹药不可能消耗完，甚至大部分应该都没有被使用。因为日军是为起码坚守到十月准备的。我们今天的旅游业绞尽脑汁寻找资源，其实这高黎贡山的军火遗存没准儿真能召来成千上万的发烧友呢。在第二次为拍摄纪录片《寻找少校》再翻高黎贡山的时候，同行的《凤凰周刊》主编邓康延在山脊的日军战壕里，毫不吃力地就寻获了一颗日本三八式步枪的子丨弹丨，没有打过的。刚刚挖出来有点铜锈，他仔细擦了擦，锈就掉了，通体散发出金属的冷光，虽然已经埋了六十多年，但如果装在枪膛里应该打得响，打得死人。


高黎贡山（4）

　　高黎贡山的山脊就和刀刃一样薄，朝向西面的那侧简直就像一面巨大的石墙。二次攀上山脊的那一刻，我都会回头看着山下深深叹息，中国败军的无心防守，使日本人那么轻松地占据了这处天险，连吓唬他一下的事都没干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