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这两天，他可以躲进他的小实验室去研究海洋生物学。他丝毫也没想到要当专制君主。在他还是皇太子的时候，他到过欧洲，学会了喝威士忌酒，喜欢西方音乐和高尔夫球，对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一直表示尊敬。涉及原则问题时，他也能不顾传统和宫内的压力。皇后永子连生四个女儿，他拒绝为了要个儿子而纳妾—几年以后，永子生了两个儿子。

　　他看起来不像个天皇。他常常穿着磨破了的样子像口袋的裤子，系着系歪的领带，垂头弯腰地在宫内溜达，戴着像轮船舷窗的深度眼镜，若有所思地张望。他不修边幅，有时连纽扣也扣错。他借口“买不起”拒绝购置新衣。他非常省俭，连自己需要的书也不肯买，铅笔总要用到粉笔头那样短时才换新的。他毫无虚荣心，是个天生的不会装腔作势的人。他的外表和行为像个乡下的村长。然而，这个矮小曲背圆肩膀的人却具有某些伟人的品格：纯粹，不骄傲，毫无利己野心。他向往的是如何给国民带来最好的生活。

　　他的臣民们把他当做神。孩子们受到警告，如果他们直视天皇的脸，他们就要瞎眼。如果某一个演说家提到“天皇”一词，全体听众就会立刻把姿势坐正。如果某个记者贸然问起天皇的私生活，那么人们就会冷冰冰地告诉他，对于神是不能提出这样的问题的。
　　但是在日本，“神”的含义与西方的含义不同。对一个日本人来说，天皇就是神，就像他父母师长是小神一样。他对天皇的感情，不只是敬畏而且是爱戴与尽义务，而且不管他的地位如何低下，每个臣民都觉得与天皇有家庭血缘关系，认为天皇是他们大家的父亲。明治天皇临终前举国上下都为他祈祷，祝他恢复健康，许多人通宵达旦地守在皇宫前的广场上，他死时，举国像一家人那样悲恸。因为日本确曾是一个大家族，一个现代化了的宗族，是不断交战的氏族演变发展出来的。

　　每个孩子都要受皇道教育：日本的道德基础是对天皇和父母应尽义务。没有天皇，就没有祖国；没有父母就没有家。多少世纪以来，日本的天皇都一直是仁慈的，从不企图行使他的权威。就像父母爱子教子一样，天皇用同情的眼光爱护和引导他的臣民。天皇治政有一段时期曾三百四十六年未处决一人。
　　从目前天皇这种含糊的地位，产生了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的专横权力。事实上，两总长只对自己负责。只有一回，天皇对军方提出过挑战，那是在1928年他听到石原-坂垣集团谋害了张作霖大帅的消息后。他勃然大怒，竟忘了他所受过的严格教育，严厉斥责了首相。西园寺公—其影响造成天皇对军方不信任—也同样愤怒，但他的目标却是天皇本人。他以教师的口吻而不是臣民的口吻讲话，指责裕仁的行为像个暴君。这位老人的话深深震动了天皇，因此除了三次例外，他几乎都恪守了最后一个元老的基本原则：“为君统而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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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冈田的秘书迫水得到叛军许可后回到首相官邸，他发现他的岳父安然无恙地藏在壁橱里，他小声说：“我待会儿再来，振作精神。”然后，他回到自己家里考虑怎样营救。快到十点钟时，宫内省一官员打来电话，很有礼貌地对首相的亡故表示哀悼。他说，天皇陛下有旨，要派一敕使前往吊慰遗族，是到官邸还是到私邸？
　　迫水生怕有人偷听电话，他连忙把电话挂了，必须向天皇面奏真相。他匆匆换了衣服，里面穿上一件防弹背心。他一手拿着雨伞穿过大街走进首相官邸，经过一阵争论后，他得到叛军许可，通过警戒线。他坐上一辆出租汽车，来到皇宫的平川门，踏着厚雪，走向宫内省的钢筋水泥大楼。
　　宫内大臣汤浅仓平表示哀悼，但迫水打断他的话，告诉他首相仍然活着。汤浅大吃一惊，连手中的东西也掉在地上，他说，他必须把这一喜讯告诉天皇陛下，说完就走了。他一定是跑步到天皇那儿去，又跑着回来的，因为只有几分钟工夫他就回来了。他郑重地告诉迫水：“我报告陛下首相仍然健在后，陛下非常高兴。他说：‘好极了’，要我尽快把冈田送到安全地点。”

　　迫水建议向第一师团长求援，认为他能出兵营救冈田。汤浅不同意，认为这样太冒险，因为第一师团长必须获得上司批准。“你绝不知道他们是属于哪一方的。”
　　汤浅的话很有道理，迫水决定从比较自主的方面去寻求援助。他走进一间坐满了高级将校的房间。他们都面带愁容，好像马上就要受到谴责了。不少人对冈田之死表示遗憾，有几个人却毫不客气地说，这类事情必定要发生，因为首相不理睬陆军的建议。
　　大家传看了叛军的宣言，进行了激烈辩论，但看来谁也管不了。川岛陆相显得完全茫然不知所措，当然不能依靠他。迫水沮丧地把一屋子人看了看。他们都是陆军的上层人物，但只是一伙动摇不定的、不可靠的、机会主义的人。他感到，在这群人中，没有一个人可以信赖，可把秘密告诉给他。所以，他从人丛中走了出来。他走进另一间屋子，那里内阁正在举行会议，情况依然一样混乱。大臣们都忧心忡忡，咬牙切齿，却又束手无策，直到资深阁僚后藤文夫内务大臣到会。他们纷纷向迫水询问首相的情况。他怎么死的？尸体在哪里？是谁杀害了他？迫水支支吾吾地回答。同时他发现了一个他可以信赖的人—海军大臣。海相是冈田的老朋友，又是同辈的海军将领。为了防备别人偷听，迫水斟字酌句地对海军大臣说：“大臣阁下，我们想去认领海军老前辈的遗体，阁下能否派支海军陆战队到首相官邸保护我们？”

　　海军大臣未能听出话中有话，他说：“办不到。如果海军与陆军发生冲突怎么办？”
　　迫水压低嗓子说:“我准备告诉你一件重要消息。不过如果你不接受我的建议，那么就当我没说。”迫水告诉海军大臣，首相还活着，要由海军去营救。
　　“我什么也没听见。”感到进退两难的海军大臣说，说完就走开了。
　　看来，再也没有人可以求援了。迫水便开始设想一些无边无际的计划。他曾想采用普法战争期间法国总统冈贝塔从巴黎乘气球逃跑的办法，但他又想到，东京只有卖做广告用的气球。那么，能不能将冈田首相和松尾的尸体装进一口棺材里运出官邸呢？不行，那样做需要一口特大的棺材，必然引起怀疑。时间已过正午，要分秒必争。他从这一房间走到另一房间，苦无良策。

　　下午，在叛军控制的一平方英里地区以外的街道，好像趋于正常。男孩子们蹬着自行车带着蔬菜，在雪地上来来往往。靠近出事地点的一些小商店的老板系上围裙从店内出来，正在向守卫路障的士兵打听情况。似乎谁也不太知道。
　　陆军上层人物还是动摇不定。虽然他们都被叛军的煽动性行动所排斥，很多人原则上却同意他们的目标，因此无法做出任何决定。他们甚至对是否向香田大尉及其同伙发出呼吁一事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直到这份呼吁书一改再改到极轻的语气，措词含糊不堪。呼吁书美其名曰“训诫”，其实连“叛乱分子”这个词都不敢用:
　　1.天皇已悉起义之目的。
　　2.承认诸位行动之动机系出于真诚谋求显现国体。
　　3.目前显现国体之形式，我等望而生畏。

　　4.各军事参议官一致同意努力实现上述目标。
　　5.其余一切均按天皇旨意裁定。
　　这份呼吁书于下午三时发表。同时发表的还有一份紧急防卫命令，可笑地把东京中心区划归第一师团管辖，其实该师团早已叛变。这是试图实行权宜之计，因为命令叛军守备自己占领的地区，他们就会以为是把他们看做忠于政府的军队。
　　无论是那份语气和解的“训诫”，还是紧急防卫命令，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香田及其同伙相信陆军的一大部分高级将领是站在他们一边。香田的回答是：“如果我们最初提出的要求得到同意，我们就服从你们的命令，否则我们不能撤离我们已经占领的地段。”
　　当晚，从甲府和佐仓开来了援军，在叛军设置的路障对面布防。在美国大使馆的屋顶上，人们可以看见叛军插在首相宫邸和山王旅馆的旗帜在飘扬。格鲁夫人神经过于紧张，坚持要在另一间房就寝，尽管格鲁大使向她保证，不到万一，叛军是不会找美国的麻烦的。
　　离大使馆几个街区的地方，一辆汽车开到宪兵队本部，三个潇洒的军人跳下车来，他们是香田和另外两位叛军军官。他们进门与陆军继续谈判时，门岗举枪致敬。
　　“八格牙鲁！”一位下士官探身窗外喊道，“怎么向叛军军官敬礼！他们不是皇军！”
　　三人听真崎大将和荒木大将讲了三十分钟，敦劝他们结束叛乱，但是，安抚的话反而使他们又一次更为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