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众公司来说，其最重要的任务是为股东提供投资回报，而中国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堪忧。除了那几家靠压榨上下游产业、抱着中国经济吸血的垄断企业有较为稳定的盈利之外，大部分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乏善可陈。当然，我们的股市中也存在一些优秀的企业，但从整体来看，中国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是不值得乐观的。这个问题与中国股市的目标定位有相当大的关系。众所周知，中国证券市场一开始的目标便是设定为为国有企业解困，倒过来，这一目标决定了往中国证券市场输送的上市资源便是财务产生困难的国企。当年在民间有句讽刺国企的俗语说“吃完了财政吃银行，吃完了银行吃股市”。因此，中国股民把发行上市不叫做“融资”而称为“圈钱”，颇为形象。这样的上市资源能够给予投资者怎样的投资回报呢？根据相关统计数据，1993－2006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总体回报率（市盈率的倒数）分别为3.31%与3.86%，而同期的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是多少呢？是4.49%（平均值）。也就是说，我们的上市公司所创造的回报率（注意这里是指上市公司的全部利润，不仅仅是现金分红），还不如把这些钱放在银行里存个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利息高（我们这里还没有挤掉上市公司那像海绵一样的财务报表中的水分）。而在大部分海外市场如美国、日本等，上市公司的总体回报率都是要高于同期利率的。从资金配置的角度来说，中国的上市公司是显然浪费了股民的钞票。

　　自然，这些都是证券市场宏观层面的大事，属于证监会主席考虑的问题，我们散户就不要越俎代庖了，还是集中精力来看看与投资方面相关的事情。
　　我们前面讲过，由于上市公司涉及众多的投资者，它就变成了一家“公众公司”，而为了保护投资者，公众公司会受到许多额外的约束，其中最主要的，便是要对公司的经营情况进行定期及不定期的公开信息披露，《证券法》上称之为“持续信息公开”。大体而言，定期的信息披露包括每年的年度报告（每年4月30日之前公布）、中期报告（每年8月31日之前公布）以及季度报告（每年4月30日及10月31日之前公布），不定期的信息披露主要指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要及时披露。

　　就定期报告而言，主要有两个信息对于散户比较有用：第一个是财务数据，这是基本面分析的重要数据来源，这个在“基本面分析”一节中略有介绍，就不再赘述。第二个是前十大股东名册，包括前十大全体股东名册与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册，也就是列出了在报告截止日持有股数最多的前十个机构或个人的名单。市场上许多人利用这一数据来分析“庄家”的建仓情况，但可惜的是，这一数据通常离真正的建仓日期有相当大的时间差距，用来参考的意义不大。例如，年度报告披露的是去年12月31日的股东名册，但其公布日期一般在今年的2、3月份，甚至可能是4月，时滞之长显而易见。等散户看到“庄家”建仓情况的时候，“庄家”可能早已溜之大吉了。即使在下一次的定期报告中某些机构或个人的持股变化不大，但有可能在这一时间段内它已经出来进去了好几次。这好比某天你在伦敦看见了福克先生在打牌，八十天之后你又在伦敦看见了福克，你可能以为他一直都没有离开伦敦，但其实在这段时间里他已经环游了一圈地球。

　　但是，股东名册的披露起到了一定的社会监督效果，比如刘芳、任淮秀等“最牛散户”都是通过股东名册而进入普通散户视野的。因此，一些有经验的“庄家”会通过不同账户来持股的分仓办法，降低自己在股东名册中的排名，避免出现在公开的信息披露中（因为排名第10以下的股东都不会披露）。
　　公开信息披露的作用在于让所有的投资者都能在同一时间了解公司的信息，从而正确地对公司进行估值，达到公平的效果。那么，想必你也一定猜到，信息披露也是上市公司玩花样最多的领域。
　　第一个花招是虚假陈述。一次跟一位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闲聊，他说现在很多上市公司的高管信佛，我听后不禁啼笑皆非，一下子想起了约翰•卡斯维尔在《南海泡沫》一书中对南海公司一位主要发起人的描述：“他还是过着这样的生活：左手拿着招股说明书，右手捧着《圣经》，从不让右手知道左手的所作所为”。不知道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是如何面对佛祖的——因为佛家讲究“不打诳语”，而上市公司说假话是证券市场的主流现象。虚假陈述有很多种，我们这里只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臭名昭著的“银广夏”（000557）假账事件。最大的虚假陈述便是做假账，这害处显而易见，一个泥娃娃经假财务报表一包装，立即就变成了金娃娃，反正投资者也不可能来求证，我们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在上海的股民会因为买了一只新疆上市公司的股票而到乌鲁木齐去实地考察——那机票加上住宿费可能比他的买的股票的市值还要高。

　　在1999年至2000年间，“银广夏”创造了令人瞠目的业绩。根据银广夏1999年年报，银广夏的每股盈利当年达到前所未有的0.51元；2000年年报披露的业绩再创“奇迹”，在股本扩大一倍的基础上，每股收益还攀升至0.827元。“奇迹”并未到此为止。2001年3月1日，银广夏发布公告，称与德国诚信公司签订连续三年总金额为60亿元的萃取产品订货总协议。仅仅依此合同推算，2001年银广夏每股收益就将达到2至3元！在更早些时候，银广夏董事局主席张吉生预测，未来三年内每年业绩连续翻番“不成问题”。而这一切的辉煌，是因为银广夏掌握了一门叫做“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的先进技术。但不幸的是，技术是假的、合同是假的、财务报表也是假的。从头到尾，这不过是银广夏公司杜撰出来的一个海市蜃楼。《财经》杂志以《银广夏陷阱》为题揭露了这一骗局，震惊了中国股市，银广夏复牌后连续经历了史无前例的15个跌停，流通市值瞬间蒸发近68亿元。

　　那么，银广夏公司为什么要熬费苦心地来安排这样一场大骗局呢？我们会发出法利亚长老式的诘问：“这对谁有好处？”其实，考察一下银广夏公司在其间的股价表现就一目了然了。早在公司公布“利好”之前，其股价就先知先觉，从1999年12月30日的13.97元启动，一路狂升，至2000年4月19日涨至35.83元。次日实施了优厚的“切割葱油饼”的分红方案，每10股送10股红股。分红股之后，又进入填权行情，于2000年12月29日完全填权并创下37.99元新高，折合为除权前的价格75.98元，较一年前启动时的价位上涨440％，较之于1999年“5•19行情”发动前，则上涨了8倍多；2000年全年涨幅高居深沪两市第二。如此之高的涨幅，谁在其中获利了呢？说法似乎很多，有人说是中经开（一家证券公司），有人说是银广夏的高管，有人说是神秘的庄家，当然，对大部分散户来说，具体是谁获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获利的绝对不是那些相信公告的散户。

　　第二个例子是广发证券借壳“S延边路”（000776）。2006年3月起，“S延边路”股价开始出现异动。3月下旬以后，其成交量开始逐渐放大，但股价真正启动上涨则始于4月26日，当天以每股2.86元开盘，收于3.15元，涨幅7.88％；此后连续五个交易日均以涨停报收，成交量每天较此前放大几倍至十几倍，拉升速度明显高于大盘。更耐人寻味的是，“S延边路”在此轮上涨过程中，广发证券营业部的数个席位在交易榜中一直高居前列。有媒体刊登题为《广发证券将借壳上市？》一文之后，5月8日、9日、10日更是连续三个交易日涨停。这个时候，“S延边路”公司发布“澄清公告”称“经咨询公司主要股东和管理层后，本公司主要股东和管理层未与广发证券就借壳上市事项有过任何接触。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云云。然而，不到一个月时间，6月5日，“S延边路”又发布公告称，其与广发证券正就借壳进行接触。9月26日，借壳上市方案公布，10月11日复牌后又连拉三个涨停，10月20日被再次停牌。随后，中国证监会对此立案调查。后经查实，广发证券总经理董正青之弟董德伟用了几十个拖拉机账户，于2006年2月买了1000多万股“S延边路”（“S延边路”的流通盘只有9000多万股）。由于内幕交易，广发证券借壳上市一事被证监会暂停。按照后来几只券商借壳股大约10倍、20倍的涨幅，那么，如果这笔内幕交易没有被查出来，董氏兄弟会赚多少钱？你可以心算一下——当然，这个数字有点大，对于心算能力不强的同志，有点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