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有男子女人，若见他人得到利益，或听到他人有称意之事，即利用自己的方便来阻碍他人，不令他得。待命终时，受地狱苦，地狱报尽，纵得出生为人，凡所求望，皆不如意，甚多阻滞。由阻碍他人利益之因，得运程阻滞之果。
　　世有男子女人，于他人所应尊重者，而不尊重。所应恭敬者，而不恭敬。所应供养者而不供养。常起傲慢自高之心。待命终时，受地狱之苦，地狱报尽，纵得出生为人，亦生来下贱，不受尊重。由傲慢自高之因，得下贱之果。
　　世有男子女人，于他人所应尊重者，即起尊重。所应恭敬者，即起恭敬。所应供养者，即乐于供养，不起傲慢自高之心。待命终后，享天堂福，天堂报尽，来到人间，亦受尊贵。由尊重恭敬他人之因，得尊贵之果。
　　世有男子女人，其心悭吝，不愿以金钱物质救济他人之穷困。亦不愿施舍医药给贫病之人。或常起贪心，占用他人财物，待命终后，受地狱苦，地狱报尽，纵得为人，亦贫穷困乏。由悭吝贪心之因，得贫穷之果。
　　世有男子女人，心不悭吝，常以金钱物质救济他人之穷困。或常以医药施赠贫病，不起贪心，不占用他人财物，待命终后，享天堂福，天堂报尽，来到人间，富贵自在。由不悭不贪因，得富贵之果。

　　因果报应，主要是指的善恶因果报应。《三世因果经》讲得更详细更具体，经中还讲：“莫道因果无人见，远在儿孙近在身。”一个人在世时不管你是行善积德，还是行凶作恶干损人利己的事，总是有报应的。福报和恶报，有的报在自己身上，有的报在儿孙身上，有的报在今世，有的报在下世，有的现时报，有的晚年报。这就是佛经里讲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关于因果报应的问题，我讲几个现实的例子。 我有个朋友，一连生了四个女儿，他为要儿子，到处寻求生儿的秘方，结果第五胎，真的生了一个胖小子，全家无不欢喜若狂。但是孩子到一岁后，下肢慢慢开始萎缩，后来瘫痪了。为了给孩子治病，全国各大医院都去过，也不知花了多少钱，仍然无济于事。 医院治不了儿子的病，他就到处求神拜佛，请气功大师和特异功能者给儿子治病。但不管是高僧还是名道，不管是气功大师，还是特异功能者，都说他儿子得的是因果病，无法治疗。他们都告知我的朋友说：“你的父亲在以前将一个珠宝商人打死后推到深谷。因你父亲谋财害命的事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无人知晓，无法破案，你父亲不久也就病逝，现在这个冤鬼到你家来讨债了。你父亲作的恶，应在你儿子身上，只有钱花完了，孩子死了，冤债才算了结。”这时我的朋友才知道，他父亲临终时交给的一批珠宝遗产的真正原因。结果真的珠宝用光，儿子也死了。

　　我再讲讲自己的亲身经历的因果报应事例。
　　1．救人如救己：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七年四月，两派群众敌对情绪越来越重。当时我是一派群众的核心人物。有一天上午，另一派群众组织的一名负责的同志，到我们这一派群众组织办公室来想要一些有关小道消息的传单。当时办公室正好来了几个20来岁的小伙子，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他们看到对方群众组织的人来到我们办公室要传单，认为是对方派来刺探情报的“特务”，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抓住对方的衣领就要打。当时我看到他们这样无理，立即制止了他们的打人行为，救了对方的同志。

　　我当时认为，虽然两派群众组织的观点不同，但却是阶级兄弟，不应视为仇敌。就很和气的道歉说：“老朱同志，他们年轻无知，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你需要什么传单只要我有，你尽管拿，你以后需要什么传单，打个电话来，我给你送去就是。”接着我们谈了几分钟，他拿了一些传单，我亲自送他走，分手时，他很感动地对我说：“邵师傅，今天若不是你救了我，我不知被打成什么样子，说不定连命也丢了，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一九六七年九月，我从外地出差回西安，从火车站出来不久，有两个人突然从背后把我抓住并不断破口大骂。我回头一看，是对方组织里从事武斗的两名干将，随后恶狠狠的把我的双手用力往背后一扭，一手压着我的颈，一手抓着我反扭的手，象押犯人一样，把我押到西安火车站一个黑暗的地下室。我不知道对方组织在火车站设有据点，因而被他们抓住。我被他们押着左拐右转的到了地下室。室内黑沉沉阴森可怕，室内的老虎凳子，铜丝鞭子，钢丝钳子，灌辣椒水的壶，捆人吊人用的绳子，打人用的棍子……，总之，各种刑具样样都有，我不禁毛骨悚然，心惊肉跳。我想，我们的人，凡是被他们抓住，不是被活活地打死，就是被割掉脚胫，打伤至残。我是他们一心要抓的重要人物，今天落到他们手里，就休想活着出去，不禁眼泪骤下，只好暗下为“革命”牺牲的决心。

　　到了地下室，我才知道是一个审讯室，他们狠狠的把我往前一推，恶狠狠的对室内的几个人讲：“今天抓个大家伙，你们把他好好看住，千万不让他跑掉，等我们开会回来收拾他，叫他知道我们的厉害。”
　　抓我的人走了，我才慢慢地抬起头来，室内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看到是我，就说：“你怎么敢来火车站，今天叫他们抓住，定是凶多吉少……”我看和我说话的，正是我救过的老朱，心里一时闪出有救的一线希望，但又想，文化大革命搞得六亲不认，父子、夫妻、兄弟姐妹都因观点不一，互相残杀，何况外人，就口气强硬地回答说：“今天既然被你们抓住，就没有想活着出去。”老朱看我误会了他，就对另两个人说：“你们先到门口守着，我跟他谈谈。”

　　那两个人到门口，就象门神一样，一边一个把守着门口，生怕我从门口冲出去跑了。这时老朱把我叫在一边，着急地对我说：“他们开会很快就回来了，那时就有生命危险，现在我马上放你走，你跟我来。”他打开后门，指着不太高的砖墙，“过铁道，赶快往北跑。”他看我翻过墙，就回到室内去了。我连句感谢的话来不及说，只顾逃命。 六八年九月，工厂成立革委会后，我当了干部。六九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朱被他的车间当着反革命分子揪出来进行批斗，关入牛棚。因他救过我，所以我找厂领导汇报朱在六七年九月如何救我，如果不是他救我，就没有我的今天，要求厂领导告知朱的车间不要批判朱，对他从宽处理。厂领导因我是“抓革命，促生产”的红人，就同意了我的请求，朱回一生产小组劳动。不仅如此，以后我每逢春节，都给朱拜年，以感谢他对我的救命之恩。 我救朱，朱救我，这些事说明什么呢?它有力的证明：善有善报。

　　2．自作自受：文化大革命中清理阶级队伍，我们单位是工厂的模范单位，我当然是模范单位的模范干部。回想起我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因对党的忠诚，对敌人的仇恨，加上文革的派性，盲目执行清理阶级队伍白色恐怖的指示，上级说谁是特务，谁是反革命，要我们单位把他揪出来批斗，我就坚决执行。在大搞清理阶级队伍的扩大化中，制造了不少错案冤案。对他人又是隔离审查，又是批判斗争，进行管制劳动。

　　尤其是我以后想起来就心痛的罪孽，更使我感到不安。那是一九六八年的二十九上午，厂革委会负责大批判的一位领导打电话叫我到他的办公室，他很器重我，对我说：“邵伟华同志，你们单位是厂‘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单位，你们车间要过革命化的春节。厂革委会研究决定，你们车间在六九年大年初一，把工厂的走资派和你们车间的反革命及牛鬼蛇神统统拉到大街上，拉到他们的家门口进行革命大批判，这是厂革委会也是党对你们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