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9-06-26　08:42:37

　　等大家的心情变得稍稍平静了些，我们在一起郑重地谈了一次话。我把从在监狱里就想过的一些问题摆在哥们的面前，这些想法一致憋在心里困扰着我，没有求解的方法。我记得大概我说了这麽些话：“这次的事过去了，下次的事什么时间会来？只要我们在社会上混，不管是事找我们还是我们找事，终究会有事发生发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跃辉和我是发小，皮皮哪，也是十三四上就加入我们，最晚的文文也在一起十年了。中间我们摊上了个运动，各自在大狱里遭了五年的罪。那时我们年轻，在一起就是个玩，再有就是哥几个抱在一起，其他人不敢欺负咱们。后来又和社会上的“老渣滓”，“小玩闹”的团伙、帮派没少打架，凭着弟兄们的玩命劲，在社会上闯出了一些名声。现在在社会上，一提起我们四人的名字，大多数人都得给我们面子，份儿戳在这儿，我们脸上有光，可是同时也成了我们的负担。中国的事情历来就是如此，枪打出头鸟。再加上政府隔长不短的搞个运动，打击肯定都得打到我们身上。这怪不了谁，咱们脑门上写着坏蛋俩字哪。

　　经过这麽多事，要是让我们做回平常人那样，简直是不可能。上次文文家人给他找了个工作，硬逼着去上班儿，午饭带的是只扒鸡，现在的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能买几个扒鸡？还别说让人管着咱了，监狱里让人管着咱没有办法，那还时不时地闹腾闹腾咧。怎麽样？班上了两天，打死也不去了。咱们是呆懒了，吃馋了，散漫惯了。钱都在革命群众兜里给咱存着哪，拿就是了。真那麽简单吗？咱心里清楚，任谁“活儿”再好，也有失手的时候。就说这回吧，在社会上赫赫有名的哥几个，给几个小民警又是铐子又是绳子地折磨，最后这麽大人，还吞铁锁、铁钩子地往外滚，都老大不小的了，我现在想起来都他妈恶心。现在是什麽时代？是经济时代了，咱就是犯事也得犯点经济上的事，最不济也得和经济沾点边。别像现在这样，也就是个流氓、混混、小偷。人家可不就是这麽看咱们的吗。咱就是坏，也得坏出个样儿来，坏得让人佩服。否则咱还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别再社会上丢人显眼了！”

　　我说完后，跃辉和皮皮、文文谁都不说话，一个劲地抽烟。看得出来，我的话打动了他们，我抓紧把话说完：“今后不管干什么，就是不干偷的事了，咱几个谁也别干，谁干，以后在外面当着人别说认识我王国际。”说完，我用决绝的眼神看了一眼他三人。
　　一阵沉默。最后，皮皮说：“不干这个好说，谁也不是天生干这个的坯子，那咱总的干点什么，怎麽也得有点儿进钱的道儿吧？”
　　“我还没想好，大家都想想。”我说。
　　文文说：“咱们去福建石狮弄火机那个事儿后，我一直关注着，你们知道吗，那帮人现在转到广州的新塘那边儿上走私的日本录像机了。上价三四千，一台能挣个百儿八十的。一人背个几台，一趟下来也不少挣。”
　　“这是个路子。”我说。
　　跃辉抽着烟不紧不慢地开口说：“这次在收审站里和我一个号的有个人，是市金属公司的业务，叫罗俊青。为点经济问题给抓进去的。没事老找我‘盘道’，我看他是本市的，对他也挺照顾。我走的时候，还和号里那帮站脚的小蛋子儿放下话了，说这个人是我的人，谁也不许动他，谁动了他，回来我找他算账。他给我说起过他们公司让广州的骗子公司给骗去三十五六万块钱的建筑用的盘条。他负责的这事儿，去了几趟镚子儿没要回来。那帮骗子买通了当地的法院，公丨安丨里的经侦丨警丨察，讲道理和通过法律根本就没用。高档写字楼人家住着，钱也有，就是不给你。说急了养着的一帮烂仔还喊打喊杀的。在他进去前他们公司的头还说，这账要想要回来非得找社会上的人了，要回钱来四六分账。”

　　大家来了精神，三十多万的百分之四十，在那个年头还是个很大的数字。文文有些担心地说：“这个业务员给抓紧去，就是放出来，恐怕也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
　　“他说他叔叔是物资局的一把手，他的事儿不大，他叔叔正给他活动，估计很快就能放出来。”跃辉说。
　　“我看着这人也是个骗子，他叔叔是局的一把手，人根本就抓不进去。”皮皮说。
　　我对跃辉说：“别管有准儿没准儿，你找咱收审站的那个熟人，买点儿东西，经常去看看他，给他再留点钱，就拿他当朋友处。有那麽回子事，那咱就冒冒险，博它一下；要是没有这档子事儿，咱另想别的法儿。”又扭头冲着文文说：“咱们背录像机去！”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接着对文文说：“你先把安小利的事情落实喽，其他事先放放。我要让他下半辈子上不了舞台。”我咬着牙说。
　　“我操死他妈！”皮皮说。
　　“逮住他扒他的皮！”跃辉骂道。
　　文文咬着后槽牙直运气。
　　我们从里面出来的消息不知怎么就被安小利知道了，他从亚樵的团里不辞而别，不知道去了哪里。直到几年以后我们才找到他。后面的故事中我还会提到。我们几个都是社会上的人，让我们放过曾经严重地伤害过我们的人那是很困难的。
　　跃辉在收审站里认识的那个金属公司的罗俊青，不长时间果然从里面出来了。动用社会上的人去广州要账的事儿，在他的力荐下我们和金属公司达成了一致：刑事方面出现的问题他们不负责，他们出具一份清偿债务的委托书，委托我个人代为清欠。他们公司负责我们包括食宿等差旅费用，要回的账款各得百分之五十。
　　罗俊青在这件事情上帮我们争取了到了好多有利于我们的条件，把以前定为给要账一方的好处由百分之四十争取到了百分之五十，还把所有费用由金属公司包了下来。当年有很多这样的骗子公司，流行的是货到地头死。受骗的人或公司想起诉，就得到他当地的法院，但当地法院已被他上上下下打点好了，你起诉他不是败诉就是无休止地拖下去，直到你心力交瘁，不再抱任何要回钱来的幻想。这就是一笔烂账！

　　俊青作为公司的全权代表和我们一起去广州。没有过多的准备，第二天我们就出发了。这次有金属公司买单，我们不必像上次去福州那样逃票，坐的是硬卧车厢。一路上我们五个人表面上都很轻松，但是内心里还是有些紧张，这毕竟是一次不明敌情的远征，我和我的朋友们怀着必胜的信心和破釜沉舟的勇气来面对这也许是能改变我们一生命运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