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在处理这件事是伤了很大的脑筋的。他一直把这件事拖了二十多天，这才把决定把全部责任推到成济的身上，把成济说成一个野心家，是不忠不孝的典型，然后宣布成济的罪状。这个罪状是什么罪状？是弑君之罪。这个罪是历史上最大的罪——你做其它事，做出历史之最，那是件好事，可罪状成历史之最，那可不是玩的。犯这个罪的后果是——诛灭三族。是一人犯罪，全家倒霉的事。

　　成济这个没有头脑的家伙，当初那一矛刺过去时，肯定以为自己他妈的为司马老大立了一件大功，这个奖赏不知有多高，说不定比王基、邓艾那些在战场上拼死拼活的功劳还大，因此坐在家里每天面对墙壁也发笑着，等司马老大封官封侯的任命书。哪知却等到一张逮捕证，最后被宣布为弑君之罪，连同家里所有的人，接受人民的审判，一同押赴刑场，心里一定大叫冤，这才知道天下不是什么功劳都可以去抢的。

　　在这二十多天里，司马昭再次利用郭太后这块招牌，让她宣布曹髦的罪状。把皇帝曹髦打成篡国夺权的野心家，虽然野心家曹髦已经自绝于人民，但也要追夺他的皇帝称号。
　　郭太后又决定立燕王曹宇的儿子常道乡公曹璜当皇帝，并且派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代表组织去宣布这个决定并迎接他到洛阳来。地球人都知道，郭太后的这些决定，其实都是司马昭的决定。这个郭太后平时什么事也没有，也只有这个时候才能出面。中国历史的太后很多，但像郭太后这样给权臣当招牌几次发布免去皇帝的太后却独此一家。如果要评一个历史最窝囊的太后，这个老人家很有夺冠的实力。

　　司马昭还做了一个动作，就是辞去国、晋公、九锡之命，算是为这个事件负点责任，并作个交待。太后当然同意——对司马昭的话，这位郭女士只有同意的权力。
　　任命了新的皇帝，杀了那个倒霉的成济，再表彰了一些功臣之后，司马昭的权力更加巩固。虽然这个事件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其流血程度跟街头群架的规模差不多，但因为关系重大——被害人是皇帝。虽然司马昭从曹髦的《潜龙诗》看得出，两人的矛盾已不可调和，小曹迟早会打个机会跟他摊牌，但他的内心并不想杀死这个愤青——复制一下曹芳的故事，让郭太后下个文件废掉曹髦，再把一个姓曹的推到那个座位上当皇帝，应该是最好的办法。而且他有这个实力，只是觉得机会还没到来。哪想到，曹髦这家伙沉不住气，率先制造事端，最后出了这个结果。司马昭接受这个结果是很被动，但又不得不接受。

　　司马昭觉得自己的“德”还没有到位，而弑君之罪，在当时是最大的缺德之事。司马昭知道要是处理不好，他此前的形象将大受损害，声望大大下跌。说不定某个有实力的反对党乘机发难，结果就难以想象了。幸亏曹家的人气已经一点不剩，虽然有王经、陈泰几个人表示愤慨，但这几个哥们除了几滴眼泪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实在不足为患。相后，从这个事件中，司马昭彻底检验了内部百官对他的态度——除了一小撮心存不满的态度外，其他人不是他的死党，就是当中间派，随时倒向有实力的那一边。

　　司马昭对内的整顿已经结束。
　　接下来，应该对外用兵，通过武力统一中国，把统一的功劳有力地记在司马氏的帐本上，这才是他最终的目标。
　　司马昭经过论证，认为，应该先把搞定蜀国。主要原因有二：一、蜀国的国力相对较弱，而且人才短缺；二、刘禅这个家伙又隔代传承汉灵帝的宠信宦官的优良传统，把宦官黄皓当作头号亲密战友，害得姜维都不敢回成都，而是带着大军到沓中屯田，让全国最精锐的部队，变成生产建设兵团。这是解决蜀国的最佳时机。
　　当司马昭把他的决定交给大家讨论时，很多人都反对，只有那个钟会认为老大的决定是正确的。司马昭最后决定伐蜀，而且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钟会和邓艾。
　　大家都知道钟会和邓艾这两个人吧？邓艾出身低微，在把门第看得很重的当时，司马懿硬是大力提拔邓艾同志，这说明邓艾同志的水平是没有讲的，更说明这个老邓是司马氏的铁杆部下。那个钟会是世家，而且也是个愤青式的，就连曹髦也曾经叫他到宫里灌水。这家伙也跟当时很多名士交往——但心胸却不够宽大。他本来很崇拜那个竹林七贤之一的稽康，曾经亲自跑过去跟稽康同学聊天。哪知稽康同学硬是不鸟小钟，专心打自己的铁，让小钟在一旁当观众。这还罢了，在小钟同学离开的时候，居然不冷不热地问一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同学答得也不错：“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两人对话不多，但却极为精彩。只是小钟同学大为不爽，后来凭自己跟司马昭同志的关系良好，找了个岙把稽康同学押上刑场。稽同学干脆把名士风范做到底——在临死的时候，硬是在刑场上开个个人独奏会，演奏了一首《广凌散》，达到了死而不朽的目的。当然，钟会同学的主要功绩不是愤青，而是他的其他才能——尤其是军事才能。前面已经进过，他曾在几个关键的时刻为司马昭出谋划策，成功地使司马昭摆脱困境——要不，哪能成为司马昭的心腹？

　　在伐蜀这件事上，司马昭跟钟会一样，绝对信心爆棚，但邓艾却有些担心——这哥们长期帮司马昭在西边对付姜维，打得难分难解，因此觉得没有把握，可司马昭叫主簿师纂去做老邓的思想工作，并留下来监督他。邓艾终于表示赞同。
　　司马昭招集十八万人马，在首都举行誓师大会。有个叫邓敦的将军说，蜀国不可能战胜，劝司马昭不要发动战争。司马昭毫不犹豫地把这个敢于顶风作案的家伙的脑袋砍下来，然后命令部队出发。
　　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蜀国居然那么容易就搞定。这个过程，司马昭估计也没有想到这么快。
　　本来灭蜀之后，魏国上下应该一片欢腾，庆祝空前胜利，全国人民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才对。可在蜀汉政权彻底消失之后，却又出了一个更大的事件。
　　这个事件要是处理不好，或者说没能力处理，其危害性比蜀汉政权的存在更加可怕。
　　这个事件就是钟会事件。
　　你当然知道，钟会是个愤青。愤青的一个特点就是心理膨胀得厉害——尤其是取得辉煌成就的时候，那个心态就会像宇宙大爆炸那么膨胀起来。
　　司马昭在使用钟会这个人，实在有点绝，其胆量之大，看人之准，堪称经典。在他决定重用钟会的时候，很多人都对他说，钟会这个家伙是个野心家，就连钟会的哥哥都这样说——这个老兄当然不想陷害老弟，只是估计平时钟会的野心显得有点过头，这个老兄怕连累自己，才出卖老弟一下，他出卖老弟是为了自保。可司马昭同志却硬是把十多万大军交给钟会，让这个愤青将军带兵灭蜀。

　　而钟会和邓艾果然不负司马昭同志的期望，把蜀国灭掉。
　　灭了蜀国之后，两个家伙心情都一起膨胀，但膨胀的性质大不相同。邓艾只是觉得自己从一个牛郎成长为太尉，而且都七十来岁了，乘姜维在剑阁跟钟会对垒的时候，只带一万部队走小路过来，直插蜀国的心脏地区，在差不多粮尽弹绝的情况下，以孤军一旅就把尚有数万大军的蜀国灭掉，这种仗简直漂亮得不能再漂亮了，最后代表魏国接受刘禅的投降，直接从征西将军的位子提拔到太尉——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之一了。他觉得自己应该好好地骄傲一下，可以目空古今一下。这个心态一展开，就难免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本来这些事并不怎么出格，但老大对你这个心态是看不惯的——你虽然列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但你要知道，你仍然是老大的一条狗，只是一条功狗而已。邓艾的出格，就是一边请示中央，一边就重新安排蜀国员工的工作，也不等老大的回复，然后还上书说以后要如何如何以德怀人，以德降服东吴——尽管这些建议是对的，但司马昭同志一看，觉得字字是在教训他一样，因此就叫那个监军卫瓘对他说：“事当须报，不宜辄行。”就是做什么事，要先请求一下，不要一想到就做，这样不好。谁知老邓这时的心态正处于膨胀的高峰期，也不分析一下，卫瓘同志这话可是代表老大说的，便气势磅礴地把小卫驳责了一能，其中还用《春秋》中的一句话作理论论据：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你看看，孔老二都这么说了，带兵在外，可以自作主张一下啊。你想想，这话传到司马昭的耳朵，他不破口大骂才怪？要是每个将军带兵在外，都这么自作主张一下，他这个老大还有什么意义？

　　老邓绝对不是搞政治的。这家伙哪想到他的这些话会让他父子死在异乡？
　　钟会的膨胀不是一般的膨胀。在蜀国灭掉之后，看到自己手里有十多万部队，这可是大大的资本啊——蜀国一个国家的军队也没有这么多，却能在四川盆地割居了几十年。姜维看出钟会的这个苗头，当然找机会煽动一下，马上就把钟会煽动起来，准备打回老家去，灭掉司马昭。
　　司马昭打仗或许不钟会的对手，但玩权术却比钟会老练多了。他觉得自己父子三人，几十年的所作所为，已经彻底获得了民心，坚信前线的部队不会跟钟会走的。
　　而钟会却没有想到这一点。他只把邓艾当作自己的对手，就设法先把老邓陷害一下。